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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为凭借自己的学问和从中土大唐所带来的圣人教诲和道理，可以改变人心而置其向善而行，令百姓得以教化纯良，令官吏知畏天命而勤于王事，最终改变然国中大多数人困苦不堪的积弱格局。然而现实却毫不留情的给了他一次次挫折和打击。
因为，那些掌握着权势和义理的贵人们，却是根本没有想到要有任何的改变；就算是历代引进了煌煌大唐的官制，引进了佛法的精深高妙，引入了三坟五典、四书五经的圣教学问；却还是努力维系着千百年始终不变的陋俗，一切都是为了固守着权势与尊位不动。
崔致远也由此越发明白了，以中土的天下之大，为什么只有太平军才能应时而起独领风骚而卷荡天下了。若非这种改换天地式的激烈涤荡和不惜一切的以死相争，又怎么能够为那些积重深远的卑微小民，开出一条活路来呢？
毕竟，此起彼伏了上百年的宗室内讧之下，新罗国势的颓败与衰微，已经不是坐在高高朝堂上的那位真圣女王，或又是“和白会议”上一众执事重臣们，想要改变就能够改变的了；或者说其中就算有人希望看见变化，也被来自亲族、朋党、部曲和附众的所牢牢束缚，乃至遭到反噬。
虽然有历代景文王、宪康王试图重振王权，然而无力回天。比如元圣王任内着手强化王权，效仿中国唐朝的科举制度，于贞元四年（788年）实行“读书三品科”，通过对国学学生实施考试来选拔官吏。但是由于骨品制度的根深蒂固，再加上出身门第的渡唐留学生，轻易压倒了新罗本土学生，而让新罗推行科举的初步尝试就此衰微。
而这些已经延续了不知道多少代的王姓和公卿世族，之所以看重他这么一个归国的士人，也不过是看在他曾经在天朝上国中举并出仕的官身和光环上，更指望的是他所带回来的上国光环，能够“诸州郡不输贡赋，府库虚空，国用穷乏”的局面下，威慑那些在地方上令王权摇摇欲坠的乱臣贼子们；
或又是用重新阐释的圣人之言、经典要义，为朝廷声张权威和弥合分歧、嫌隙，乃至就像是弘扬在新罗山河之间的佛法一般，继续麻痹和安抚那些苦难深重的黎庶百姓、奴婢隶民，继续如如尘泥一般微贱的永世做牛做马顺服下去。
或者那位王上从一开始就深谋远见的看穿了他的本质，也看透了这世间积重难还的弊情和苦难的根源，才对他格外宽纵的予以种种自行其是的便利和协助，让他能够自己幡然醒悟过来而重归到，那条相对正确的道路上去。
无论如何，新罗国也需要改变的时候，无论这种改变是来自内部的豪雄和乱党克上犯乱，还是来自外在天朝上国的介入和干预。但至少在太平军面前他尚有一些用处，也可以扮演好一个恭顺而良好的合作者身份，而让事情不至于败坏和崩决到无可接受的地步。
只是当他的牛车回到了自己的宾馆所在之际，就见到一个平日交好的王邑舍人，正在清扫出来的雪地里度着脚步，吐着烟气不知道等候多久了，见到崔致远就迫不及待的上前来低声道：
“崔先生，不久前执事省已经发出了王大诰，委派数十位择捡官带领部曲，前往各州郡地方催税和清欠，凡所过之处军主、僮主皆须协从。”
“坏了。”
这是崔致远全身激灵起来的第一个反应。
要知道自从自安东都护府归来的权臣清海镇大使张保皋被杀之后，籍着新罗金氏王族内乱不止而地方豪族、宗姓势力迅速做大，分驻新罗九州之境的十幢王军，却是因此愈发驰废和衰微不堪。
以至于地方豪姓已经渗透和掌握各地总管、都督、刺史之属，而架空和挟制了王臣将吏，逐渐对王京阳奉阴违、不顺王命，就如中土的藩镇割据一般的；以至于如今王令真正所出之处，仅限于五小京在内的近州少部分地区了。
而这些地方的黎庶百姓、奴婢隶民，因为要供养和敬奉王室及诸多贵姓门第，早已经是煎迫不堪而盈反鼎沸如干柴焦油了；他虽不知带真圣王为什么会如此下令，但如果再在这个冬日里继续催逼的话，那可真是一点就着的大乱可期了。
“快快，快给我换马，火速出城前往金海京（庆尚南道金海市）的淮南馆”
这一刻的崔致远酒意已经小时的无影无踪，而对着驱车的傔从急促吩咐道：太平军的远行商团在金海京（今韩国庆尚南道金海市）建立所谓的“淮南馆”，以及相应船团护卫所控制的港市和城防，将是接下来最安全的地方了，
当地还有一个作为摆设的仕大等（新罗官名，别称大尹）庶王子金圭，在接下来的局面当中无疑是有所大用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