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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武朝后期还要严重，仅次于文彦博秉政时期，令人匪夷所思。
秦雷陷入了困惑之中，他十分不理解，为什么这些饱读诗书，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信条，讲究‘温良恭俭让’的知识分子，就那么喜欢贪污呢？
经过反复的思考，他隐约觉得，这跟现在这帮官员出身有关，自己的官员政策也难辞其咎——用雷霆手段，对士族官僚犁庭扫穴固然干净利索，可把那些社会地位不高、财富状况也远远不如士族的庶族书生骤然抬上高位，却显得有些欠妥。
这好比他把肥肠满脑的前任贪官撵走，再换上些穷兮兮的新官一个道理。这些新官固然会想干出一番事业来证明自己，但看着那些离任官员赚得盆满钵满，依然享受着奢华的生活，就连社会地位也比自己高，心里的不平衡也就可想而知了。
很自然的，便会有人效仿前任开始捞钱，之后又会有更多的人来效仿先行者。而且他们或他们的家族，普遍有段辛酸的奋斗史，许多人的家里都是刚刚走上小康、甚至还有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其对财富的重视程度，要远远超过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世家子弟，吃相自然也比他们难看，这是毋庸讳言的。
而且天佑年间，国家经济高速增长，财税收入节节攀升，各州府县的库房里都堆满了粮食银钱，更让官员们心痒不已，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贪污再所难免。
要解决这个问题，便必须有效的监督，除了自己玩老命的捉虫之外，他还寄希望于六大复兴衙门推举出来的三十六名巡察御史身上，指望着这些拿复兴衙门俸禄的官员，能帮着自己更有力的监督那些不省心的官员。
而另一方面，秦雷也终于明白了‘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为了能让改革顺利进行下去，除了对明目张胆贪赃枉法的官员严惩不贷外，暗中也给官员们留下了后路。
比如说大秦施行‘税赋折银’的制度，老百姓上交朝廷的各种物品如粮食、蔬菜、布匹、水果、药材等，都是按照规定折算成银两上缴的，而折算比率虽是由朝廷掌握，但地方上自然有特殊情况，适当照顾照顾，从中捞一笔，似乎也是很正常的。
官员们还创造出了‘折色火耗’一词，因为百姓交上来的银钱，形状千奇百怪、成色也十分混杂，所以要由官府统一熔锻成整齐的银锭上交朝廷。而碎银熔煅时可能会有损耗……官府就用这个名义来征收多余的银两，这些多征的赋税就称为火耗。
其实到底有没有损耗，也只有官府自己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多收钱的借口罢了。
秦雷知道这个情况，却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了时不时的敲打一番，并没有下死手整治，因为他知道按下葫芦浮起瓢，阻止了这个法子，那些‘天才’的官员们，还会想出更多更绝的法子来贪污。与其到时候让百姓更加受罪，还不如默认这个还算有节制的贪污法子呢。
于是乎皆大欢喜，朝廷该收的一分钱没少收，老百姓也不用听凭官员糊弄，贪也好，抢也好，说好了宰一刀就宰一刀，至少日子好过点。官员们也捞到了好处，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就这么着了吧。
所以事实证明，你得给人留条活路，要是想干事儿，就更得让大家都满意了，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何况人呢？
秦国虽有点小乱子，但相比起老冤家齐国来，那简直就是在天堂上了。
自从那场大战之后，齐国便深陷百胜公神话破灭的泥沼之中，不可自拔，皇帝对赵无咎不再百依百顺、时不时有‘廉颇老矣’的言论发出；贵族阶层悲观失望，整日在宴饮享乐中麻痹自己；百姓们则被赵无咎透支国力的后遗症压得民不聊生，每天都有相当数量的流民逃往秦国，从事秦人不愿做的苦力谋生。
如果不是从天佑二年开始，秦国商人向齐国大量出售粮食，大大平抑了齐国的物价，又高价收购麝香、鹿茸、山羊皮、犀牛皮，给了齐国带来了大量的收入，不然非要出大乱子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