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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1849年，爱尔兰爆发了席卷全国的“马铃薯瘟疫”。爱尔兰人赖以为生的食物马铃薯严重减产，很多地方甚至绝收，爱尔兰人遭遇了严重的饥荒。
1845年的爱尔兰只依赖一种作物：马铃薯。150多万农业工人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养家糊口，300万小耕种者主要都靠马铃薯维持生计，而有产阶级对马铃薯的消费也要比英国多得多。当歉收时，当然也是那些农村的穷人们承担的风险最大。
1845年收到真菌灾害的收成是10月-11月，国家东部较为富庶的地区遭受的打击最为严重，从那里，病害向西部蔓延。整株整株的幼苗还没等到收获就腐烂了，家家户户一年的储备丧失殆尽。
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依然笃信宗教，在那里，人们试图使天主教和地质学、植物学或经济学等新兴科学统一起来，像马铃薯病这样的灾害，反映了《圣经》中的饥荒观，只能引起带有宗教色彩的歧视言论。大部分的英国舆论都戴着宗教的有色眼镜去考虑问题：袭击爱尔兰的“灾害”是对奢侈和无忧无虑的生活的警告。更加极端的言论，把爱尔兰人正在遭受的灾难同他们的宗教“错误”联系到一起。对许多人而言，教训很明显：为了食用更富有营养的以谷物为主的食品，应当结束这种对马铃薯的“反常”依赖。
1846年夏，马铃薯的匮乏超过了最悲观的预测。300万人到400万人因现代欧洲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收成被摧毁而遭受死亡的威胁。只有英国具备足够的资源来应对灾难，对这些资源的正确使用却需要管理上的明智和政治上的诚意。
1847年夏天，人们收获到了无病害的马铃薯。许多观察家总结道，饥荒结束了，爱尔兰应该靠自己的力量重新振兴。但是，由于植株不多，收成仍然少得可怜。实际上，岛上的大部分地区在这一季节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复苏，饥饿和疾病依然肆虐。
1848年，霜霉病的再次袭击彻底抹杀了人们的幻想。更为残酷的是，霜霉病集中发生在那些已经没有能力经受第四次饥荒的地区。如果说那些不很贫困的地区的状况有了少许改善，西部和南部却经历了一次与1847年这一“黑暗之年”同样深重的灾难。1849年和1850年，疾病再度来袭，使得一些地区奄奄一息。
在“黑色的1847年”，爱尔兰科克郡地方官员尼古拉斯.康明斯有这样一段描述：“我走进了一间农家小屋，其场景令我瞠目结舌。6个因饥饿而骨瘦如柴、形同鬼魅的人躺在小屋角落的一堆脏稻草上。我以为他们已经死了，但当我靠近他们时，耳畔却传来了一声声低吟。这些‘人’还活着……”
当时的英国正处于其顶峰的维多利亚时期，并且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是公认的世界工厂。英国无论在殖民地、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等各方面都领世界潮流之先，是一个拥有地球近四分之一陆地和近四分之一人口的庞大殖民帝国。英国就是那个时代繁荣、发达和文明的象征，其国力居世界翘楚。
然而，面对爱尔兰的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却无动于衷，任灾情蔓延和爱尔兰人民抛尸遍野。甚至后来灾情危重，当第一艘运粮船达到爱尔兰时，运送的救灾玉米却无法食用，即使无法食用的玉米，申请也需要极其复杂的程序。甚至英国政府对自发的出于人道主义的救助也横加阻拦。
最后连当时的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默西德在英国报纸上读到爱尔兰饥荒的报道后，恻隐之心大动，宣布他将向爱尔兰饥民捐资1万英镑。不过，维多利亚女王要求苏丹捐资1000英镑即可，因为女王本人不过捐资2000英镑。于是苏丹在捐资1000英镑之后，又“悄悄”将三船粮食运到爱尔兰，援助饥民。
英国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在大饥荒期间即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破坏了爱尔兰粮食自由输入英国的权利，使爱尔兰的小麦失去了它在英国市场的垄断地位，从而反过来破坏了爱尔兰的农业经济。在爱尔兰的英国地主，自《谷物法》废除后，无视爱尔兰的饥荒，多半由种植小麦改为经营畜牧业。大大减弱了抵抗饥荒的能力，从而相当程度的加重了饥荒的发展。
在饥荒最严重的几年间，爱尔兰仍然向英国本土出口粮食。而且整个饥荒期间爱尔兰都是粮食净出口。这种趁火打劫、釜底抽薪不顾爱尔兰人民死活毫无人性的做法，使得这场自然灾害迅速演变成人祸。
最终，这次饥荒让爱尔兰人数锐减1/4(150万人死亡)，迫使200万人移居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