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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基于这个思想，东岸共和国政府不断调整、优化自己的政策，调动一切资源给企业提供便利——特别是那些依靠出口、能为国家带来好处的企业——以使他们与欧洲的同行展开激烈残酷的竞争，而在这些政策中，金融政策是极为重要的一环。
众所周知，在这个年代的欧洲，除开“奇葩”的商贸中心阿姆斯特丹以外，各主要国家都秉持着重商主义思想，视贵金属为命根子。一旦在对外贸易中获得盈利，那些流入的白银恨不得立刻送到铸币所去铸成金银币储存起来，而这很显然限制了金银的流通。再加上货币信用机制不发达，故欧洲很多国家市面上的资本供给往往就等于货币供给，这就造成了一个很令人蛋疼的情况，那就是企业流动资本的短缺——当然欧洲人早已习惯了这点。
不过这在东岸却不是什么问题，东岸的贵金属管理总局极其重视市场上的货币供给量，经常和梅机关统计处合作，调查市场的流动性状况，一旦出现异常就会通过各种金融工具进行调控，以使市场的流动性始终保持充足，稳定金融市场，造福广大人民和企业。
除此之外，就不得不提到在政府诱导下民间资本聚集而成的西湖债券交易市场了。因为任何有志于创业的个人，以及需要资金扩大生产的企业主们——哪怕他只是一个规模很小的作坊式企业的主人——只要有合适的担保物，另外再通过政府的备案批准，那么就可以在这个市场上公开发行债券或出售股份，以获取急需的资金。
邵元义长期在这个市场上行走，这些年他已经见过太多依靠出售股份换取资金而在残酷的竞争中生存下来的企业（特别是竞争最激烈的机器制粉业），要知道东岸的很多商品可都是靠那些无论固定资本还是流动资本都非常小的企业生产出来的，这些小企业的生存状况对华夏东岸共和国来说也至关重要，而恰恰是一个健康有序的西湖融资市场给了他们生存及发展壮大的土壤。
而欧洲此时有这种融资非常方便快捷的市场么？很遗憾，没有！除了阿姆斯特丹外，欧洲的大部分融资行为均发生在相互合作多年的朋友之间，靠的是世代累积下来的信用，封闭性非常强，这造成了资金的极大浪费，社会资源也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发展工商业，这显然会导致国家的竞争力下降。
说真的，东岸政府的执政者们果是人杰！本朝目前正在运转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几乎就是为了发展工商业而量身定做的，远不是旧大陆那些在磕磕绊绊中摸索前进的落后国家可比的，当然更不是大明这种封建国家可以望其项背的。想到这里，邵元义顿时觉得这东岸国果是天命所属，不然焉会涌现出如此之多的治国经世之才？
再加上国内如今兴起了好几所培养商事人才的学校，很多财务、管理、经济之类的课程颇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邵元义以前曾经掌握过大明商铺的记账方法，同时也下力气钻研过在欧洲流行的“意大利会计法”（复式簿记法），可他发现这些他曾经引以为傲的知识在政府于企业间推行的所谓“现代财务管理制度”面前，完完全全就是渣啊，根本不值一提！
无论是大明还是欧洲，与东岸国之间的差距真是全方位的。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技术上，更多的其实体现在老爷们常说的“体制”上，即他们的体制是否真的适合工商业发展，是否“束缚了生产力的进步”，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还有就是人的观念问题，旧有“封建残余”（如行会制度）的阻碍，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的问题，都在阻碍着大明、欧洲等旧大陆国家的进步。
“果然一张白纸好作画！”邵元义现在不由得对大老爷们曾经说过的这话击节赞叹了。试想如果是在大明，你要推行理想的制度，首先就要和无数的旧势力和旧观念做斗争，很多时候不得不妥协，而这就导致了改革不彻底，留下了封建残余。
等到曾经锐意进取的、有威望的领导者故去，如果新上台的领导人限于眼光、见识或者手腕上的不足，改革往往就可能半途而废甚至还开倒车，那样国家的进步自然也就很有限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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