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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说道：“圣上，同志们要是这么说说就听话，那可就太好了。”
这话一说完，韦泽还没吭声。沈心的表情就变了变。脸上那点变色与沈心心里面的情绪相比根本不算啥，光复党有淘汰机制，总理的话让沈心只是想把这个年轻一辈淘汰掉算了。若是不能更上党的步伐，淘汰掉对大家都好。身为总理，连手中的人事权都用不好，这总理已经是不合格的。至少是没担当没勇气没思路。
韦泽脸上波澜不惊，他依旧平静的说道：“如果同志们有疑惑，那么我们中央的同志自己首先确定一下自己的三观吧。既然我们要对全党进行思想教育，我们自己也先开一些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议。这些基本的党会制度建立了这么多年，也就是在战争时期的军事总结上有比较好的贯彻，在个人修养方面的作用其实不大。战争结束了，进入和平时期。工作虽然忙，却不是忙到没时间，就在这方面进行思想教育。”
沈心一直在做军队的政委，政治思想工作是他的本职工作。听韦泽提出完善这个制度，他心里面喜忧参半。思想工作最难做，不是因为人类这种生物会欺骗别人，而是因为人类这种生物非常善于欺骗自己。思想工作做得好，能够让同志们思想得到解放甚至是升华，从此顿悟。做的不好，那就只会制造出更多的迷惑，还会制造出一票狐假虎威的家伙。那帮狐假虎威的家伙们只会让事情更糟糕。
时间过得很快，十月开始就是三会工作。过去二十几年里面，韦泽都督都在三会里面唱主角。而这次三会就让国家主席依照他的权力来主持。韦泽都督竟然全身心投入到党务建设里面去了。见自己竟然真的接掌过这个大位，沈心不安中有兴奋，兴奋中有不安。
主席是人大选出来的，就如韦泽都督的皇帝称号以及最高权力是人大授予的一样。总理本身是光复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由政治ju常委推选，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政务官。也就是说，主席是总理的上司。此次五年计划的核心就是解决国营企业管理水平问题，具体执行自然得总理做报告。
沈心找到了总理汪海洋，本以为汪海洋大概无比为难，没想到汪海洋竟然如释重负的说道：“工厂的问题解决了。”
“解决了？”沈心有些不解。这次要裁撤的工厂都是兵工厂，裁撤的标准是他们在战争中的生产表现。广大官兵们作为使用者，武器装备攸关生死，这是公论。正因为如此，很多人不愿意被裁撤的关键就在于大家丢不起这个人。没想到汪海洋竟然如此轻松就给解决了。
“解决了。”汪海洋看着非常高兴，“我最初担心这些人会跟武汉前几年一样，让工人堵政府大门的方式来表达意见。可是现在整个情况变了，北美开拓之后就业机会暴增，那些企业生产不佳，工人收入低。趁着这个机会，工人们换了工作。谁肯跟着厂里干部瞎混？”
能够如此轻松解决看着困难的问题，汪海洋心里面自然高兴。可这话听在沈心耳朵里，他竟然生出一阵惆怅来。原本国营企业是大家都非常期待渴望去的地方，想进入国企可不容易。现在世道变了，无能国企的吸引力竟然衰落到闹事都闹不出来的地步。人民的务实程度实在是够狠。
汪海洋继续轻松的说道：“沈主席，现在看我们这次三会不会那么难过。而且国企的问题这么好解决，我们正好可以继续向前，把标准提高一些。该合并的合并，该刷掉的刷掉。而且，下一个五年计划，是你负责领着制定。沈主席有什么重点么？”
“重点？”沈心其实早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但是他发觉自己当主席的日子短，一时半会儿也没办法立刻抓住要害。所以想来想去，他想了一个方向，“要是我来制定，至少在教育上，除了彻底扫除文盲之外，还要把十一年制义务教育常态化。不要再用运动式的模式来推动教育。”
“为何？”汪海洋完全没想到沈心第一个提出的方向竟然是教育。作为战争时期北美军区的政委，大家普遍认为沈心最优先和最擅长的是军事领域。
沈心答道：“因为现在法律规定最低就业年龄是十六岁。大家上学的年龄一般都是五六岁。把这个教育制度规定好，十一年制义务教育结束之后，孩子们也都够了就业年龄。”
汪海洋一时无语，沈心的理由基于法律，这在以前的政策制定上很罕见。法律一般是大家争论到几乎理屈词穷的时候才会真的拿出来的玩意，平常的时候个人的意志要凌驾法制之上。这种依法制定制度的思路让汪海洋生出一种新鲜感。
带着这种新鲜感，汪海洋提醒道：“五年计划里面不仅是教育，工业、农业、国防、外交。这些都是五年计划里面的部分。”
沈心因为汪海洋的话而有丝毫动摇，他平静的答道：“这些事情都不用着急。五年计划只是在五年里面的发展方向，很大一部分反倒是没有必要强行制定。这就跟打仗一样，第一次和敌人交手，没人知道会打出什么结果。因为国土变化太大，我们的很多预测大概我们自己都别信。”
见沈心说话毫无破绽，思路也找不出问题，汪海洋只能选择不再谈论此事。
不是由韦泽都督主持的会议，大家都非常不习惯，但是会议还是得开。政府会议就罢了，直到党会召开，韦泽才以党主席的身份出席了会议。这下，不少同志才对民朝的政治度有了真正的了解。政治分为‘政’和‘治’。虽然古代这个词汇与现在的意思不同，不过决定政策的是政党，治理则由公务员体系来完成。只要光复党没倒，决定一切的那个人就是光复党的党主席。
当韦泽拿起话筒的时候，一众同志们都安静下来。在这片安静中，韦泽从容的说道：“同志们，现在我是党主席而不是国家主席，所以我要谈的是党的建设问题。政党是一个有着相同政治理念的组织，是一个需要有钢铁纪律的组织。大家都有这么久的工作经验，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这种相同理念，这种钢铁纪律，完全靠强迫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通过对政治理念的解释，讨论，宣传，才能让我们光复党的同志们理解这些理念。在消灭美国之前，我们其实没有时间和精力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那时候我们追求的是安全。我们中国当时并不具备安全的环境。现在不同了，我们已经获得了安全。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身为党主席，工作重心就是在党内尽量完成政治共识。”
在1893年，没几个人真正理解到韦泽这话到底是个什么意思，进入新时代的人们其实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新时代被人们认识并且理解和反思，是需要时间的。
还有不少人甚至把韦泽的话向韦泽要垂帘听政的角度想。即便是知道主席名称与权限，即便是知道民朝其实是一个非君主制的共和国。但是很多人还是不由自主的把最高权力与帝制做一个比较与联系。现在沈心当了主席，那么韦泽该身处何地？大概也只有太上皇一个职位能够与之相对应。
不管同志们怎么想，韦泽并不想当阻挡历史的跳梁小丑。三会结束之后，从1894年开始，韦泽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党建上，少部分精力放在推进科技进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