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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了公子郚,陶守灶犹豫难定,把幕僚们召集在一起,讨论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典客府行人也参与了讨论。鉴于聊、摄、令庐对陶的重要性,以及这种重要性尚未被秦王庭所认知,经过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作为陶守,灶有义务提供相关的背景知识,供决策者考虑。
至于公子郚来访的事,大家一致认为应该通过正式渠道上报秦王,以示毫无私情。
然而咸阳远在千里之外,如何上报呢?在上报期间,应如何处理公子郚呢?能不能公开地说公子郚到达了陶呢?
经过反复讨论,大家认为,公子郚入陶的事,不能向别国公开。因此不能以此为由,让各国开放道路。那以什么名义呢?客卿灶刚刚就任陶守,可以向秦王和穰侯告成,并运输一批货物到秦国。这被认为是一个主意。主办人是现成的:陶丞。作为灶的幕僚和助手,陶丞参与,甚至策划了陶守的一切公开和不公开的活动,亲自到寿迎接公子郚到陶,对整个事件的了解比灶还要清楚。行人也随之出发,公开的名义是交涉各国关口事宜。
计议已定,第二天就付诸实施。陶守亲往馆驿,告知公子郚,自己已经派人向咸阳报告,请公子稍候,等待咸阳的指示。另一边,陶丞将各大商家集中到一起,讨论向咸阳告成的事。有机会进行这种长途旅行,特别是到十分神秘的秦国去,大商家们都本能地认为是一种机会,纷纷投名前往,置办贡品。数名驿卒乘小船,以商人身份先行隐蔽出发,赶往秦国,报知此事。
三天后,十艘大船满载贡品和民夫,五百卫兵由陶尉亲自率领,乘船前后护卫,陶丞和随从十余人押运,浩浩荡荡从陶邑渡口出发,出菏泽入济水溯流而上,经荥阳转入黄河,再到洛阳。这一路,经过了好几处魏国亭障,多有留难。陶丞和行人软硬兼施,商家们也各显神通,好歹有惊无险。
到了洛阳以后,这群人以筹措车乘的名义在洛阳周围住下,直到一支秦军出殽道前来迎接。
这一千人乃是入陶的那名五大夫的亲营,与陶丞和陶尉都十分熟悉。几月不见,各自唏嘘。陶丞并没有向五大夫说明公子郚的事,只引五大夫观看了各运输的货物,引荐了同行的商家。
由于货物较多,秦军在五大夫的率领下,绕行洛河河谷,趋往秦地。大家都没有注意到,陶丞和行人混在前往咸阳的商旅中,从北道抢先进入了秦地……一过函谷关,两人就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函谷关安排他们乘船直到咸阳,分别向典客府和相府报告。
这时已经退朝,秦王已经去了不知道哪座行宫。两处消息都报到魏冉那里。
自从相府的办公场所从望夷宫搬到咸阳宫后,魏冉回来时,开始也在咸阳宫里办公。但几乎所有政府机构都在咸阳宫,每天人多杂乱,魏冉十分不耐,索性把办公地点设在自己的府中。魏冉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住了,要回家还专门叫人收拾了一番。
魏冉几天前就得到驿卒潜行回咸阳报告的消息:陶邑将于近日回咸阳告成,有贡品多船。那名五大夫就是魏冉在朝堂申请派出的。现在贡品未到,主持告成的陶丞和行人隐蔽先跑回咸阳了。魏冉情知有异,立即召见二人。
两人由典客引导到了相府。天色已晚,魏冉请他们共进晚餐,边吃边谈。魏冉坐在中间,典客坐在东道,陶丞和行人坐在西席。
陶丞从怀中取出贴肉收藏的文书,印鉴已经被汗水浸得湮漫不清。魏冉小心取下印鉴封泥,打开文书。一边看,一边听陶丞报告道:“有赵公子郚者,于数日前突访陶邑,陶守不敢擅接,乃遣行人往探,验得节符、文书无误,遂遣臣引入陶邑。公子郚言,愿以聊、摄、令庐三城,易秦故取赵之蔺、离石、祁三城。陶守以为,得聊、摄、令庐三城于陶、刚、寿甚有益,然不敢擅为,密令臣入咸阳面报。”
行人则详细地描述了公子郚的节符各种细节,确认是赵国节符无误;并言使臣一行,礼仪娴熟,非寻常可为。
魏冉听完两人的介绍,把手中的文书递给典客,典客也检查了印鉴和简牍,确认无误,方才开读。才看了几句,就停下来,道:“臣闻于行人,所言节符之状,与臣所知无二;折冲樽俎,非寻常可比,必贵人不能办也。”
魏冉听了,转头对陶丞道:“前言入京告成,是诈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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