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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北京这边是有一支“京营”存在的，相当于北宋的禁军和现代的首都集团军。在太祖朱元璋时代，京营总兵力一度高达四十万（当时首都还在南京）。到了明成祖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北京的京营有二十万人左右。之后，因为都城长久无战事，京营在正德年间裁剪到了十多万人，但由于吃空饷之类的缘故，实际的兵额远比这个数字更少，到了崇祯年间，京营实额最多只剩下了两三万人而已。
而且，就跟地方上的卫所兵，到了明末已经沦为完全不会打仗的农奴一样。京营的这最后两三万所谓“士兵”，其实同样是长久不操练也不发饷，多为老弱病残，基本上都得靠自己在京师打工为生，或者在各家武官府上做奴仆，哪怕传说中装备了大量“先进火器”的神机营也是如此。至于明末的京营究竟还剩下多少真正有战斗力的士兵么，则是众说纷纭——按照最乐观的看法，整个京营里面大概还能凑出三四千个马马虎虎能打的壮丁；按照最悲观的看法，当时京营里的可战之兵总共只有二三百人，只够应付皇帝一时兴起之下的阅兵而已……当然，各级武官依靠贪污军饷蓄养的私人家丁是不算在内的……
不管怎么说，这样一支仅仅存在于纸面上的军队，显然是无法增援到山东战场去平定叛乱的。
除了京营之外，北京城内就只剩下了作为“天子亲军”的锦衣卫，还有御马监下属的内监禁兵、日常巡城的兵丁，以及各衙门警卫之类的杂牌军，林林总总加起来，也有那么两万多人。但这已经是弹压京城秩序、保证皇室安全的最起码兵力了，一旦调出去的话，北京市面上只怕就要大乱，是以根本不能轻动。
而且，北京乃是天下第一等的大城，城墙周长数十里，凭着这点兵力，在城墙上十步只站一个人守城也很勉强。再要减少驻军的话，来犯之敌只要建好攻城器械，四面围住强攻，就守不住：城池再坚固，也得要兵守——所以，京师城墙里的这点儿守军，真的是实在不能再往外调动了。
在北京城外，还散落着一些今年春天进京勤王未归的外省援军，但由于兵部户部互相扯皮，长时间拒绝给勤王军提供粮饷的缘故，这些被寒了心的援军大半早已溃散，成了土匪马贼，在京畿四处烧杀劫掠。剩下的外省官军也是怨气冲天，完全不听调度，很难指望他们好好打仗，甚至还得提防他们造反。
眼下的京畿四周，或者整个北直隶，朝廷就只剩下了两支机动兵力，但他们也各有重任：一支是由辽东巡抚丘嘉禾统领，驻守在山海关的九千川军，负责监视有不稳倾向的关宁军，以及作为鞑虏来袭之时的最后防线；另一支是右参政卢象升在北直隶南部编练的天雄军，驻守于大名、广平、顺德三府，眼下正在跟翻越太行山而来的陕西流寇反复激战，并且还要弹压境内的闻香教徒起事，同样分不开身。
但是以山东那边正在急速崩坏的局势，还有京中对打通漕运的急切盼望，不派援军过去显然是不成的。于是，崇祯皇帝只得硬着头皮，下令驻守在山海关的九千川军撤离前线，由白杆兵首领秦翼明（女将秦良玉的弟弟）率领，从陆路走到通州，坐漕船南下增援济南。至于辽东前线的安危，就只能指望关宁军和辽西将门的忠诚了……顺便又命令秦翼明召集滞留在京师郊外的外省勤王军，把这帮麻烦鬼也都一股脑儿打包塞过去，拼拼凑凑大概有两万人。关于该如何驾驭这帮来自五湖四海的乌合之众……就让朱大典头疼吧！
同时，又下诏督促已经抵达太原的三边总督洪承畴，尽快率秦军翻越太行山，继续东进京畿，然后与卢象升的天雄军配合作战，以最快速度清剿北直隶的流寇和民乱，还京师一个朗朗乾坤。
此外，为了缓解朱大典在济南被两面夹击的压力，崇祯皇帝犹豫了半天，终究还是放下了面子，派遣老臣徐光启前往济南，设法谈判招抚登州镇，至不济也要拖住叛军的攻势，让朱大典能够腾出手来对付闻香教妖人。或者劝说陈新这个叛贼停止对天津港口的封锁，允许南方的贩粮船队走海路运粮进京。
第三，关于从南线抵御闻香教妖人，进剿窜入中原的陕西流寇，还有黄石率领福宁军扯旗作乱之后的福建战事，由于距离遥远、消息不畅的缘故，北京这边其实已经没法遥控指挥了——此时登州叛军封锁了海路，闻香教妖人堵塞了运河，至于陆路么……朝廷本来就在前两年裁撤了天下驿站，国家的公文传送体系早已瘫痪。如今又有大股陕西流寇翻越太行山，侵袭北直隶与河南省各府县，结果害得从南方进京的信差，即使走陆路北上也很不安全。故而眼下京师这边收到的各方消息也是时断时续，常有错漏出现。
在这样的情况下，身在北京的崇祯皇帝饶是有着再怎么强烈的掌控♂欲，也只能放权给下面，把希望寄托在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和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的身上，盼着他们能够办事得力，尽快传来好消息了。
最后，还要设法平抑京师的粮价、稳定人心……想到这里，崇祯皇帝顿时又感到一阵无力：京师眼下短缺的可不是一万石、两万石粮，而是数以百万石计的粮食——因为朝廷要负责解决宣化、蓟北、辽东的十余万边军、京中十余万官吏、宫中上万太监宫娥和至少三四万匹军马的口俸给食问题，仅仅是供养这么多的非农业人口，一年的口粮加上抵达京师之后的陆路运途耗损，就需要三百多万石粮米。
原本京师四周的燕冀平原，也是北方非常重要的产粮区，这也是明成祖迁都北京的依仗。虽然随着岁月流转，土地兼并得厉害，京畿地区好一点的田庄都掌握在皇亲国戚和豪门权贵的手里，朝廷收不上什么赋税，但至少会有不少余粮被贩运到京师，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京中百姓的口粮问题。
然而最近的这两年，陕北、河南固然是千里赤地，北直隶这边同样也是旱涝灾害不断，建奴流寇更是接二连三地来串门，京畿乡村不要说将余粮供给京师，甚至还有几百万嗷嗷待哺的难民等着朝廷赈济呢！
如此一加一减，更是使得京畿的粮荒危机雪上加霜、火上添油。偏偏眼下海运漕运一齐断绝，即使江南有粮也无路北运——虽然从理论上说，还可以从湖广产粮区横跨整个河南省，再经过大名府，走陆路往京师输送粮食，但就是在漕粮运输最低潮的年份，京师也要从南方调入约三百万石粮食。以载量十石的马车计，三百万粮食需要三十万大车、六十万匹骡马、三十万名车夫来运输，这么庞大的马车排成一长列，行走在驿道上，前后将形成大约五六千里的长队……而这还没考虑骡马和车夫一路上自身消耗的口粮！
不要说是崇祯年间的残破乱世，就是国力鼎盛的永乐年间，大明帝国也撑不起这般夸张的荒诞开销！
所以，在海路和运河都没有被打通的情况下，变不出粮食的崇祯皇帝，眼下根本没有办法来平抑粮价，甚至连一套粮食配给制度都无法建立起来……如今，京中官员的俸粮已经只能全部折银发放（当然是按照平时的粮价），还得打个折扣。宣化、大同、蓟北、辽东诸军的口粮，更是早已停发、减发数月。京师的豪门权贵在这种时候还要囤积居奇，哄抬粮价，偏偏根本没办法下手惩治，弄得崇祯皇帝郁闷不已。
总之，崇祯皇帝很快就发现，在海运和漕运被打通之前，京师的粮食危机就只能靠百姓勒紧腰带苦熬。这种无可奈何的无力感，让皇帝感觉很沮丧，不过近年来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倒也让他见怪不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