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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事变决策委员会成员宋美龄、宋子文等，终于得以成行，乘坐飞机，由南京飞抵西安。
随机同行的有唐秋离等几位委员，出乎意料的是，军统局局长戴笠，竟然也作为赴西安代表团成员之一，同机抵达，要知道，张杨对这位军统局的戴老板，素无好感，甚至是厌恶至极，戴笠此去，与自投罗网无异，等同于把自己的脑袋，伸过去让张杨砍。
不知戴笠是出于何种考虑，反正众人均感不解，宋美龄倒是颇为感慨，患难见人心，戴笠明知此去凶多吉少，前途莫测，还毅然随机前往，难能可贵，与陈果夫相比，更是高下立判。
用戴笠自己的话说：“我的一切，都是委员长给的，现在，委员长西安遭难，作为他的学生，岂能袖手旁观？戴笠无能救出委员长，只有陪他一起经历凶险，唯有如此，做学生的，内心方安，不受良心之谴责！”
倒是唐秋离猜测出他的真实用意，西安事变到如今，从形势上判断，蒋委员长定无生命之虞，中常委会议上，陈果夫出了昏手，正不见喜于宋家兄妹，而彼时的中统与军统争锋，因陈家兄弟在党国的超然地位，军统屡次处于下风，有被压倒之势。
何不趁此机会搏他一搏，抢先进入蒋委员长的眼球，落难之人，最感激莫名的，莫过于昔日的部下，甘冒风险，千里来投，钧驾脱险，患难之交，还怕日后不飞黄腾达？
戴笠此举，看似冒险，实则是摸准了眼下局势的脉搏，大大的赌他一把，赢则千倍、万倍的好处等着拿，实际是，戴笠的心里，也是没底儿，从他闪烁的眼神，阴晴不定的脸色，就能看得出来。
唐秋离暗自思忖，何不给戴笠来个锦上添花，他走到飞机后部，匆忙以个人的名义，给张杨二位老兄写了一封信，内容大致是，恳请他们不要伤害戴笠的性命，不希望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机，还有人无辜付出生命的代价。
唐秋离一拉戴笠的衣袖，“雨农兄，此信收好，关键时刻，或可一用。”
戴笠微愣，展信细读，感激之情，由衷的发自内心，“唐副总司令，叫戴雨农如何报答？”唐秋离微微一笑，紧紧的握了一下戴笠的手，大有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意味。
飞机在洛阳先降落，唐秋离下了飞机，飞机继续飞往西安，唐秋离此行，不是去西安，而是赶往商洛和灵宝一带，以暂领全国陆海空三军总司令的身份，约束西北剿总所属的各部队，不得异动。
值此蒋夫人和宋大公子赴西安谈判重要之际，军方不得有丝毫异动，否则，蒋委员长没有救出来，还搭进去第一夫人和国舅爷，岂不让世人笑掉大牙？
傍晚飞机抵达西安机场，在飞机上，宋美龄做了最坏的打算，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
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下机后，宋美龄与张学良说：“汉卿，这是我的东西，请你的士兵检查？”张学良有点不敢对视，一项和自己交好的蒋夫人，马上说：“夫人，岂敢！岂敢！”随即双方举行了会谈。
会谈后，由张学良亲自陪同宋美龄和端纳前往见蒋，蒋夫人拿着一个蒋委员长最喜欢的家乡菜，梅干菜盒见到了自己的丈夫，后据蒋氏在《西安半月记》中记载，蒋见到宋后，眼泪直流，连连叹息说：“你怎么来了？如入虎穴矣！”
宋美龄劝道：“宁抗日，勿死敌手！”（宁可抗日，胜利失败你都是英雄，总比因为拒绝抗日，而死在叛军的手里要强），可谓语重心长，蒋氏颇为动容，从此，蒋委员长的态度开始转变，有所松动，不再固执己见。
十二月二十四日，蒋委员长接受了**和张杨联合提出的六项协议，但无意愿为他的承诺签订任何协议书，口头承诺，称之为“君子协议。”
杨虎城极力反对就这样放蒋，认为不落到书面上的东西靠不住，张杨就如何放蒋的问题，第一次发生激烈争吵，双方意见严重分歧，相持不下，最后是在**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劝说下，杨虎城才同意张学良的“不签字放蒋”的提议。
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蒋委员长极其随员，乘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当日抵洛阳，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
十二月二十六日，蒋委员长安然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扣留，并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软禁生活，杨虎城被迫离开十七路军，赴欧洲考察。
此后，全面抗战爆发，中华大地陷入刀兵水火之灾，西安事变的几位主角，开始了不一样的人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