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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溪在居庸关内征调军械物资时，长城西段的三边地区，各边关要隘驻防的大明官兵日子非常不好过。
随着三边重镇延绥镇沦陷，宁夏卫、宁夏后卫与山西大同镇之间的联系被切断。
榆林卫城的失守，致使绥西一代长城边关要塞龙州城、清平堡、威武堡、怀远堡、响水堡、鱼河堡、归德堡、双山堡等一线全线失守，刘大夏的中军被迫撤到黄河东线驻兵防守，通过黄河天堑来防止鞑靼人东进。
刘大夏亲自调遣主力，驻军于府谷、保德、兴县，堵住自榆林西进的步伐。
但鞑靼人自榆林、米脂南下，在绥德以北过无定河，一路向东，在吴堡渡过黄河，半个月后出现在永宁州，攻破城池，然后顺着离江河谷直插岚县，威胁兴县后背。
刘大夏收到急报后，一方面命令汾州卫固守黄芦岭关，太原卫加强两岭关、天门关防守，另一方面不断调查鞑靼人动向，防备鞑靼人主力继续北上，沿着汾河河谷，走静乐、宁化所、宁武所，破宁武关到山西，威逼京畿。
刘大夏统兵经验只能说是一般，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在弘治十三年一举在榆溪河北岸歼灭鞑靼主力，导致鞑靼发生内乱，从而改变大明边塞的格局，使得大明转守为攻，赢得几年平安时间。
随着鞑靼人东进，刘大夏原本驻军于保德，策应南北两翼的兴县和河曲，随着兴县腹背受敌，他不得不放弃兴县，率部退往宁武关，准备堵住鞑靼人北上的线路。
刘大夏承担的是确保太原镇和大同镇的安全，阻止鞑靼主力肆虐山西腹地，只有在消灭渡过黄河东安的鞑靼人后，才能进入陕西，汇合三边兵马重夺榆林卫周边城塞，将入寇的鞑靼人扼杀在大明国境内。
当然，这只是美好的愿望，事实上刘大夏一退再退，手底下的兵马和钱粮损失就很惨重，当刘大夏撤退至八角所时，他出塞追击鞑靼人所率八万兵马，如今已只剩下三万，剩下的要么战死，要么当了逃兵，西北各路人马在鞑靼人持续不断的骚扰下，根本就无法形成合力。
刘大夏此时对于各方情报知之甚少，因为黄河两岸崇山峻岭，行走不便，少量官道却有鞑靼骑兵出没，导致保德以南以西地区信息基本隔绝，而大同镇方向也有少量鞑靼骑兵出没，以至于刘大夏中军的情报传不出去，京城的消息也难以传到军中。
刘大夏几次派出斥候查探情况，但大多数都有去无回。
如果是沈溪领兵，这个时候便会果断回师大同，先把与后方中断的联系打通再说，把混进大同、宣府等地的少量鞑靼骑兵彻底铲除，然后再想办法收复榆林卫。
但刘大夏担忧自己兵败被朝廷责罚，想的是如何将功补过，一心对付眼前的强敌，对于其他事情就不那么在意了。
“刘尚书，已派多批人马前往榆林卫一线刺探，仍旧不知保国公部下落，恐怕……凶多吉少！”
宁武关以西的八角所，此时刘大夏正在升帐议事。
整个中军大帐一片死气沉沉，每个人都是灰头土脸，连日来的溃败已让这些自负的将领没了往日的风光，现在已不是边关丢几座城池的问题，而是战火已经烧到山西腹地，大同、宣府同时告急，在场一干军将，很可能遭到朝廷的责难。
这一切的根源，便在于战前的轻敌和战时的冒进。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大明官兵开战前都认为鞑靼已不复当年之勇，既然弘治十三年可以战而胜之，鞑靼又经过数年内乱，现在应该跟软柿子差不多，官兵们甚至连如何防备瓦剌和兀良哈等部族来抢夺战利品都想到了，就是没料到鞑靼人会主动出击。
这既是决策层的失败，也是将领准备不足，等到失败后人们才猛然发觉，鞑靼人的骁勇没有变，大明边军善守不善攻的状况也没有变，改变的仅仅是他们原本谨慎到如今骄纵的思想。
刘大夏麾下大将、榆林卫卫指挥使扈凌，这些日子在刘大夏身边鞍前马后效劳，多次拯救刘大夏于危难，刘大夏对扈凌分外欣赏，他认为扈凌有成为名将的潜质，可惜他已经失去提拔重用将领的机会，回到朝中肯定会要人为之前的惨败负责。
当扈凌提到保国公朱晖，刘大夏一肚子气，他兵出榆林卫，向鞑靼人发起追击，结果在屈野川以北中了鞑靼人埋伏。
跟弘治十三年差不多，这次情况还没上次那么危急，鞑靼人忌惮大明新式火器，不敢强攻，刘大夏且战且退，结果刘大夏撤兵回到长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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