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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繁荣与痼疾——对于资本殖民的反抗——的秘密。
历史也正是遵循着这样的道路，一路向前狂奔。
伴随着土地逐渐被占满、移民越来越多、后来者可以接受更低的工资，以及更多的没有自己生产资料而只能受雇于人的移民者逐渐增加。
到1830年代，以雅各布·阿斯特，从搞对华贸易积累为美国首富拥有2000万美元开始投资纽约地产为标志。
那两种被混淆了的私有制，终于分开了胜负，也终于破灭了北美这些元勋们依托于熟人社会和小资产者自耕农私有制而构想的政治架构。
一场浩浩荡荡的资本主义大发展，就此拉开帷幕。
那种以对他人劳动的榨取为基础的私有制，用更高的生产力和更符合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逐渐取代了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
这便是老马说的：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必须要把以自身劳动为基础的私有财产破坏，必须要把劳动者剥夺，并且以此为条件。
而这个条件，在各国是以不同的形式展现出来的。
在北美，是以后续的大量移民、资本占地、逐渐无法容纳完美的小资产者自耕农社会的膨胀人口，在1830年左右达到阈值，最终引爆了南北战争。
这也是后世红脖子和北方之间的历史渊源。
一个是本质上还是保守的小资产者的、以自我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衍生的意识。
一个是以剥夺他人劳动成果的为基础的私有制所衍生的意识。
只不过诚如老马所，这两种私有制，常被人混为一谈。
甚至于，其实此时，这两种私有制之间的差异已经初现端倪了。因为，此时南方乡村的人均资产，是392英镑；而北方乡村的人均资产，只有200多。
包括后来的翻越阿拉巴契亚山、闯西部、宅地法等等，都是试图延续建国基石。
距离城市越远、距离种植园越远、人越少地越多，这种最开始的传统也就越深。
应该说，在北美建国尹始时候，由此时的垦殖小生产者私有制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伴随着时代的发展，需要打越来越多的补丁。
熟人社会的社区、基层的小生产者意识形态衍生出的自组织；与帝国本身、大资产者的利益之间所产生的矛盾和裂痕。
本质上就是扭曲了这两种私有制、统归于“私有制”这个概念所产生的扭曲。
写“经书”的时候，是小生产者、自耕农、每个劳动者都能获得自己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时代。
这种经书到了新时代，肯定是要出问题的，这是必然的。
一个需要更多的人口、更多的劳动力、更密集的资本；一个需要适当的人口，都可以把那种土地的一部分，转化为自己的私有，转化为个人的生产手段，但又需要加一个仍无害于后来者的前提。
某种意义上讲，大顺这一次非要瓜分北美，也算是一种促进历史的进程。
西部的土地被占、南部的土地被占、北部的土地被占，十三州所能容纳的“可以把那种土地的一部分，转化为自己的私有，转化为个人的生产手段”的人口基数阈值就越少。
换之，用不到1830年代，被剥离了生产资料而足以发展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人口，就会出现。北美的工业化和打破小生产者所有制的工业大发展，也会极大提前。
百十亩地十头牛，谁去工厂打工？
大顺绝不会允许东海岸人，翻越阿巴拉契亚山，去寻找新的垦殖地，以确保更多的人拥有自己的土地。
因为大顺也正在用类似的方式，试图让西海岸的大顺人，拥有自己的垦殖地。
这种垦殖殖民地的繁荣与痼疾——对于资本殖民的反抗——的本质，就是此时约瑟夫·沃伦宣讲的这一切东西的经济基础。
因为这些东西，真的很符合此时北美东海岸的经济基础，以至于是那样的诱人、那样的符合此时人们对于理想国的设想。
它不是错的，甚至不是不合时宜的。
但它的问题，也偏偏在于过于合时宜。
因为大顺的出现，和刘玉试图以金矿引诱跨太平洋移民的想法，使得这种“时宜期”，大大缩短了。
不管怎么说，此时约瑟夫·沃伦讲的这些，是好事。也是一个基于此时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的正确选择。
当然，这也有利于大顺这边卖货。小生产者、自耕农的消费能力，还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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