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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了几分。
本身大顺一边禁教，一边盟法国，很多人就感觉有些不理解。但经这么一对比，一下子似乎就理解了。
法国固然不是好鸟，但其余的那几个更坏。
刘钰借着刚才说的前朝崇祯十年的事，又道：“其实英国人这等想法，着实正常。”
“我给岳父大人捋一捋哈。”
“英国、荷兰这些新教的，自己搞贸易保护，自己搞禁海政策、自己搞航海条例、垄断授权。完后大明崇祯十年就指责天朝闭关。那我去泰晤士河卖货行不行啊？很明显不行嘛。”
“我上次去荷兰，我说你们荷兰国能在天朝开商馆，为啥天朝不能在荷兰开商馆？他说的那些道理，和你刚才说的【人未受基督恩典，未蒙圣灵感化，所成就的善功，既不是因信耶稣基督成就的，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反而它们既不是照着神的旨意和命令成就的，未免仍是属于罪恶的】的道理，是一样的。”
“好比说，按咱们的道理，你饿了来我家吃饭，吃了几天，我说我没钱了，要去你家吃饭。这不很正常吗？”
“但他们的道理呢？那就不是人与人的道理，而是人与畜生的道理。”
“这就好比人和耕牛，耕牛干活可以。但耕牛想吃粮食，就不行。咱们这些不信义的，根本就不是人。”
“不让牛吃粮食，这不是理所当然吗？”
“和不是人的，怎么能讲人的道理呢？”
“所以我蒙主的恩典，来你家做生意，你就得开门。你若不开门，你便是罪恶的，要下地狱的。”
“但你来我家做生意，不行，因为我蒙主的旨意不给你开门，你来开我的门，就是罪恶的，是要下地狱的。”
“所以我说，完全是鸡同鸭讲，讲不明白道理，根本原因就是你觉得是人与人的交流，在他们看来是人与畜生的交流。”
这几句话，让齐国公着实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回味着那句“不让牛吃粮食，不是理所当然吗”，连声道：“对对对！理所当然！理所当然！就是这种感觉。明明没道理的事，他却说的理所当然。”
“这几年我在欧洲，和那些新教国的人打交道，就是这种感觉。完全讲不了道理。就像你说的商馆问题，我自然也是惯常地说了你说的那些，他们给的回答，就是这种感觉。”
“你若不说，我还真不知该怎么形容！”
齐国公的这一次欧洲之行，确实产生了许多想法。
他第一次去欧洲，那是走马观花式的观察。
那一次去欧洲，只是一种类似于汉朝听闻西边有个罗马，自己未必是唯一文明的那种感觉。
既不是那种天朝上国看啥都觉得是蛮夷。
也不是那种被欧洲人击败之后，由极度自负转为极度自卑的那种“道心破碎”的感觉。
而是一种纯粹的平等视之的感觉。
等着这一次去了欧洲，齐国公并不是如上次一般走马观花地去看，而且加之受了刘钰许多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一次在欧洲数年，所见所闻，都让齐国公有种说不出的怪异的感觉。
这种感觉，基本上就是刘钰刚才讲的前朝崇祯十年的那种事的模板。
齐国公很难说清楚这种感觉到底是什么。
或者说，他现在并不知道有个词，叫做【双标】。
但大部分事情，都和刘钰讲的那个崇祯十年的英人故事差不多。
崇祯十年的这件事，对此时大顺的人来说，可笑的地方倒不是“夜郎自大、可笑不自量”。
不自量这种事，虽然可笑，但不是那么可笑。
而是，一个有航海条例的国家，一个禁止东方商船直接停靠其国港口卖货的国家，一个有行政授予垄断地位的东印度公司的国家，为什么会觉得别国选择不和你做生意就是错的？
齐国公觉得，这一点他就很难理解。
这件事只是个其中之一，实际上齐国公这一次访欧之行，很多时候都有这样类似的感觉。
就是觉得“说不通道理”。
他自小接受的教育，或者说华夏文化培养出的那种基本道德和是非观，在欧洲那几个新教国家是完全说不通的。
华夏文化是一种奇特的普世帝国的文化。
有自己的一套道德标准，甭管这套道德标准是不是全是对的，亦或者是不是符合时代。
只说用这种道德标准去评价人的时候，是一个单一标准。
外面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君子还是小人，也是用这一套标准。
甚至自己也是笃信这种单一标准的。
比如司马家，得天下的过程有点那啥……
所以只说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
后人听说祖先夺天下的过程，也是趴在那羞愧的哭，说如此国祚岂能长久？
亦或者说是西洋传教士，只要做的符合这边的标准，依旧可以得一个“利子”的评价。
但齐国公在欧洲这一圈转下来，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但他又实在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这种感觉。如今被刘钰这么一说，当真是说到了心坎里。
尤其是这几年大顺一直在喊让欧洲各国允许大顺开商馆，而且觉得自己早就让他们建商馆了，按说自己去那边建商馆很合理才是。
可对方回绝的理由，就是这种理直气壮的理所当然不应该。
气势上，理直气壮地拒绝倒没啥问题，本来就是没屁清清嗓子闹点动静，大顺也没指望扯淡就能扯到在欧洲开商馆。既要拒绝，气势上不能输，也正常。
但，那种“理所当然”的内涵，那就有些让齐国公感觉非常别扭。
应该说，一边是因信称义、一边是因义称信，导致的鸡同鸭讲，根本无法正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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