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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公又问：又为什么命令李调喝酒呢？杜赘答道：李调是您宠爱的臣子，责任是规劝国君的过错，但却是贪于吃喝，全然不顾国君失礼的过错，所以罚他喝酒。平公又问：那么你为什么要让自己喝酒呢？杜赘答道：我是为您服务的宰夫，提供膳羞才是我的本分，现在竟敢越职谏净国君的过失，所以也应当自罚一杯。
平公说：寡人也有过失，倒杯酒来，也应该罚我一杯。于是杜赘将酒杯洗过，倒了一杯酒，举起来递给平公。平公喝完，对左右侍从说：即使我死了以后，也不要扔掉这只酒杯。从那时到现在，凡是向所有的人都献过酒以后，再举起酒杯递给国君的动作，就被叫做“杜举”。
公叔文子去世后，他的儿子戍向国君请求赐予谥（shi）号，说：大夫三个月后才下葬，现在葬期已经临近，请您赐给亡夫一个谥号来方便日后称呼。卫灵公说：从前卫国遇到凶年饥荒，夫子施舍粥周济饥民，这不是爱民乐施的表现吗，正和《谥法》的“惠”字相合。从前卫国发生内乱，夫子拼死保卫我，这不正合着《谥法》上的“贞”字吗？夫子主持卫国国政，根据礼数的规定，当着尊贵的人要尊重，当着卑微的人要谦卑，用这样的方法和四郊交往，使得卫国的声望没有受到沾辱，这不是正合着《谥法》上的“文”字吗？所以，我们可以用“贞惠文子”作为夫子的谥号。
（谥法，也就是对已死的人追加谥号的准则。帝王、诸侯、卿大夫、大臣等去世后，朝廷会根据他生前的事迹以及品德，给予一个评价性的称号来做表彰。谥法产生的年代有许多的看法：有三皇五帝说，周公制谥说，西周中期说和战国说。前两种是老的说法，后两种是近代的说法。王国维主张西周中期产生了谥法，依据是出土材料和文物。天子以及诸侯死后，由卿大夫商定谥号。）
（谥法在刚刚兴起的时候，没有太严密的规定，一般只是后人对先人功绩的怀念，没有恶的谥号。谥号的善恶，是在周厉王国人暴动后产生的。春秋时期，谥法逐渐的制度化，出现了所谓的“儿子评议父亲，臣下评议君主”的局面。这时的谥法，由于国家的众多，各国的标准也不同，有的宽有的严，不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谥号的善恶，是根据诸侯的形迹来定的。在时间上说，各国一般都是前期给谥号的标准严，后期逐渐放宽了标准。）
（从孔子的时候起，儒家有意识地把谥号作为礼教来褒贬人物、挽救社会风气的手段。秦朝时，秦始皇不打算让后人议论自己，废除了谥法。汉朝的时候又重新兴起，并且十分的严格。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谥法逐渐向平民化发展。到了唐宋时期，谥法发展到了极致。到了明清时期，谥法成了皇帝一个人的工具。）
（士大夫阶层好名，不论是生前死后都需要。作为统治者，为了笼络人才，采取了两种手段，一是在生前给士大夫高官厚禄，再就是给士大夫死后一个谥号。汉代时的谥号，一般只有一个字，在后面加个“侯”字。也有两个字的，不过比较少，比如诸葛亮，谥号为忠武侯。因为诸葛亮的人格魅力，忠武成为了士大夫追求的目标。一般来说，汉代时的谥号给得比较晚，一般在士大夫死后几年，蜀国只有诸葛亮、蒋琬、费祎、法正是例外，去世时就给了。）
（谥号的授予，也要根据士大夫的地位，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给的。晋代时最好的谥号是文献，因为王导得到了。唐代时是文贞，唐代的几个名臣基本上都是这个谥号。宋代时因为避讳，把文贞改为文正。范仲淹去世后，谥号为文正，因为范仲淹的人格魅力和影响，文正成为此后士大夫的追求。）
（《谥法》的主要内容是：周公旦和太公望开创了成王的基业。因为武王在牧野建了大功，死后将要安葬，就制定了谥号，于是也说明了制谥的法则。谥是行为的记录，号是功劳的标志；车马服饰，是地位的表现。所以，道德高尚就得到了大的名号；道德低下就得到小的名号。道德行为出于自身，而名号是别人给起的。）
（无法让人给他命名的称“神”；举良善贤才的称“圣”，敬宾客厚礼仪的称“圣”；德行如天高地厚的称“帝”；安定百姓以法为准的称为“皇”；集仁、义在身的称“王”；赏罚公道的称“君”，民众都归从他的称“君”；为大家设立制度的称“公”；行为被八方响应的称“侯”；道德专一而不懈怠的谥号“简”，平易而不诋毁诽谤他人的谥号“简”。）
（顺应天地自然规律的谥号“文”，道德广博深厚的谥号“文”，勤学好问的谥号“文”，慈惠爱民的谥号“文”，怜悯百姓又施恩惠有礼貌的谥号“文”，赐给百姓爵位的谥号“文”。刚强而礼貌的谥号“武”，威猛而英明有德的谥号“武”，战胜祸灾有平定动乱的谥号“武”，用法制治理百姓能使百姓服从的谥号“武”，贪大功而经常用兵的谥号“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