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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有些篇章作者、时代有定论外，《礼记》的绝大部分篇章都是秦汉时期儒者所著，似乎也成为定论。至于《孝经》作者、年代，有多种说法，但多数学者认为《孝经》是汉代儒者的作品。由此可以断言，《礼记》早于或和《孝经》是同时代的作品。从内容上看，《孝经》雷同于《礼记》的地方很多，以至于梁启超说《孝经》“书中的文义都非常肤浅，把它放在《小戴礼记》49篇中，可以说是下乘之作，所以不读也罢”。
的确，《孝经》中有大量雷同于《礼记》的地方。比如，《孝经》：用孝敬的心态来与君王为事则忠诚；《礼记》：为君主做事不忠诚，就是不孝。《孝经》：用侍奉父亲的心情去侍奉母亲，爱心是相同的，用侍奉父亲的心情去侍奉国君，崇敬之心也是相同的；《礼记》：以侍奉父亲的态度来侍奉国君，把对二者的敬爱拉平，以侍奉父亲的态度来侍奉母亲，对二者的亲爱程度是相同的。
《孝经》：我们的身体毛发皮肤是父母给我们的，我们必须珍惜它，爱护它，因为健康的身心是做人做事的最基本条件，所以珍惜它，爱护它就是行孝尽孝的开始；《礼记》：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没有比人更高贵的；父母完整地把自己生了下来，做儿子的也要把身体完整地还给父母，这才叫做孝；不使身体受到损伤，不使名声受到侮辱，这才叫做完整。
即使是《孝经》用五章来专门论述五等人的孝的思想，也可以在《礼记》中看到其理论源头，《大戴礼记》中说道：卿大夫行孝，用美好的德行纠正父母的过错；士行孝，预先理解父母的意图，规劝他们不犯过错而后听从他们的使唤；普通百姓行孝，力所能及地准备好饭菜奉养父母；君王的孝，是不敢让三老做臣下。
当然，不可否认，《孝经》作为一片专门论述孝的文篇，和《礼记》比较起来，虽然在理论建树上没有多少新的创造，但在系统性上、易于传播推广方面，要优于《礼记》。两者同列儒家十三经，在历史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不过两者的影响有自己不同的特点。《孝经》不足两千字，专题专论，加上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推广，影响面要大得多，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布衣庶民，都可能读到《孝经》，而《礼记》只能影响有一定儒学文化修养的读书人。但由于《孝经》无限制地将孝道泛化，又一开始就以“经”来立论，可能就会不屑于写“具体可以捉摸到的东西”一类的细微末节，这样使得孝的好多具体道德要求疏于论述。
总之，由《礼记》创造，而由《孝经》系统化的孝道理论问题和孝道的普遍原则，借助《孝经》而得以广泛传播。而《礼记》中的孝行部分则让一些比如《二十四孝》《三十六孝》《弟子规》《女儿经》等许多童蒙和教训的书得到流传，慢慢长期影响中国人的家庭生活礼仪和社会交往方式，成为礼仪之邦的生活方式。因此，我们不可低估《礼记》对中国孝道的形成、发展以及对中国人传统生活方式的巨大影响。
儒家认为：在政治上的最高理想施行的时候，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把品德高尚的人、能干的人选拔出来，人人讲求诚信，培养和睦的气氛；做人不应当只把自己的亲人当作亲人对待，不应当只把自己的孩子当作孩子教养，而是应当使老人能够安享晚年，使中年人能够实现其价值，青年人以及小孩有自己的特长，使丧偶者、孤苦无依者、残疾人以及生病的人的生活都有保障；男子要有职业，女子要及时婚配；人们憎恶财货被抛弃在地上的现象然后去储藏它，并不是为了独自享用；也憎恶那种在共同劳动中不肯尽力的行为，总要不为私利而劳动；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搞阴谋，不会有人盗窃财物和兴兵作乱，家家户户都不用关大门了，这就叫做大同社会。
现在，大同社会的准则已经被破坏了，天下成为一家所有，人们各自亲其双亲，各自爱自己的子女，财物生怕不归自己所有，气力唯恐出自自己身上。天子、诸侯的宝座，时兴父传于子，兄传于弟。内城外城加上护城河，这被当作防御设施。把礼仪作为根本大法，用来规范君臣关系，用来使得父子关系亲密，用来使得兄弟和睦，用来使得夫妇和谐，用来设立制度，用来确定田地和住宅，用来表彰有勇有智的人，用来把功劳写到自己的账本上。
因此，勾心斗角的事就随之而生出，兵戎相见的事也因此而起。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成王、周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佼佼者。这六位君子，没有一个不是把礼当作法宝，用礼来表彰正义，考察诚信，指明过错，效法仁爱，讲究礼让，向百姓展示一切都是有规可循。如果有不按礼办事的，当官的要被撤职，民众都把他当作祸害。这就是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