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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吐不出多少东西，反而是逼出一堆相互矛盾的传言和想象，
比如这只自称蒙山军的武力有十几万人，领头的是个三头六臂身高丈八的怪物，手下一堆的鬼神之流，每天都要生吞掉几百头牛羊云云。
好吧，果然只能是自力更生了，随后黑岛仁的部下，还是在城外不远的陶土矿坑中，找到了几个愿意配合的带路党，居然是同样来自九州太宰府，并且在罗津港呆过的倭奴，却是某种意外之喜了。
这样有了他们作为对照，就可以少走一些弯路了。
事实上，在新罗藩的境内，也有为数不少的倭人，除了相当部分都是作为奴隶和驱口，还有相当部分则是扮演着低层监管的角色。
对于这些分藩在新罗地的国人诸侯来说，介于某种千百年沿袭下来的历史渊源，这些渡海引入倭人无疑是鞭策和镇压这些新罗土户，最好的工具和替罪羊。
放在倭国那边，也是道理亦然的。
事实上，在大唐全面向着海外开拓的年代，来自新罗和倭国输出的各色归化人等，在唐人的海外拓殖地和贸易据点里，也是某种身份和角色近似的长期竞争关系。
直到乙未之乱爆发，天下大乱征战不休，这种对外的人口输出，才慢慢停滞和消失，然后演变成了两大藩之间，隔海相互袭掠的“变相”交流。
不过大多数情况下，新罗藩都不得不处于被动防守的劣势，这种情况一只持续到，承光帝重续的北唐朝廷确立，才有所遏制。
事实上，
在经历了永嘉大进军和西军东进，等一系列历史大事件后，南北分峙的格局当中，东海三大藩也因为不同的距离和地缘环境，而发生一系列的剧变了。
其中夷州作为梁公的两大初领之一，天然的就是南朝的基本盘，而一度成为侵攻大陆沿海的重要前出据点和跳板，直到澄海之乱的爆发；
而名义上还是封君代牧的扶桑藩，则因为独立性更高的下属各家封臣，交错对立的立场而陷入了绵连的东西国内战当中。
至于新罗藩，则因为地缘上接壤的现实威胁，则全盘投入了北朝的怀抱。
直到北朝因为权臣乱政各方离心，而逐渐衰微下去；与之相应的却是南朝水师在大陆沿岸的活跃，北朝沿海州县的凋敝与破败，以及登州镇的崛起。
而新罗藩所在半岛的横向纵深，却是实在太局促了，是以在迫在眉睫的现实威胁下，沿海好些诸侯藩家，都恰时改弦更张开始向着南朝大梁称臣纳贡。
如今迫切需要人救援的金氏藩，就是其中代表之一。
因此，乙未之乱后的百余年间，新罗藩本身的演变，就是一副随着城头变幻大王旗，而上演了一幕幕墙头草，随便倒的悲喜乱帐。
所谓的荣誉和传统，都比不过周边环境和武力的现实威慑，而随波逐流频繁的变化着立场。
因此，新罗诸侯的总体数量，虽然没有太大的变化，各藩频繁更换家主和以下克上的继立，历代继承人的死于非命和多处意外，却是家常便饭的事情。
“镇帅大人啊，”
入城后像只苍蝇一般烦人，而被我赶得远远的金氏藩使者，再次眼巴巴凑了上来。
“事集如火啊。。”
只是，不管金氏藩的使者，如何哀告和恳求的变相催促，又是如何层层加码的许下一个又一个条件，都不能改变我的初衷和决意。
一切凡是以先拿下距离更近一些的罗津港，获得一个稳定的驻泊地和外海补给来源，确保了与淮东的联系和往来，先立于某种相对的不败之地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