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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渊,毛纪,汪鋐,王廷相,张璁。
凌相转任兵部尚书,曾与王渊一起在辽东督理马政。
金罍转任刑部尚书,王渊的同年兼好友。
郑善夫转升仓场尚书,王渊的弟子。
桂萼转升工部尚书,王渊的同年,曾与王渊一起在浙江开海。
常伦转任刑部左侍郎,王渊的同年兼好友,曾一起在浙江开海。
史道转任工部左侍郎,王渊的弟子。
硬要说王渊提拔党羽、排除异己,那也真没说错,中枢重臣大部分是王渊自己人。
掌管制敕房写诏书的,是王渊的同乡田秋;吏部尚书何瑭,两个儿子全拜入王渊门下;户部尚书严嵩,更是早早投靠王渊;礼部尚书罗钦顺,孙女嫁给了王策。
各部左侍郎,也就吏部宋沧,是杨廷和的门生。兵部方献夫,是王阳明的弟子。礼部许瓒,纯靠政绩和资历提拔。
内阁一团和气,六部一团和气。
这种和气,纯粹是摄于王渊权势,暗地里早就在争权了。
王党内部渐渐分出派系,虽然大家都拥护改革,但彼此利益之争在所难免。
严嵩跟郑善夫就关系恶劣,之前一个户部尚书、一个工部左侍郎。工部由于铁道司的设立,以及每年大量拨款兴建水利和边防,过手的钱财让户部看着眼红,偏偏每次开工还要户部支援银两。而且部分机构财政管辖重叠,导致户部和工部成为冤家死对头。
在多次争夺财权之后,严嵩和郑善夫的斗争已经公开化。
如今更有意思,王渊把郑善夫调去当仓场尚书,直接负责管理户部的钱袋子,严嵩私底下甚至对王渊产生怨言。
同时,严嵩也明白,王渊在刻意敲打他,因为他上次争权越界了。
郑善夫和方献夫也有矛盾,纯粹是学术之争。
物理学派弟子当中,郑善夫官做得最大;阳明心学弟子当中,方献夫官做得最大。两人各自发展弟子,导致中央朝廷里面,王渊和王阳明的再传弟子,不断发生学术理念争执,渐渐影响到郑善夫和方献夫两人。
另外,兵部尚书凌相,工部尚书桂萼,两人之间已经有了私仇,都是各自那暴脾气给闹的。
内阁五位辅臣,除了王渊之外,其余四个全是橡皮图章。
可毛纪跟汪鋐这两位橡皮图章,仇怨越积越深厚。毛纪的内阁资历更深厚,但加官和散阶却一直不如汪鋐,直到这两三年才终于实现反超。汪鋐虽然能力超强,却喜欢阿谀奉承、弄权徇私,常被自诩清流的毛纪鄙视讥讽。一来二去,两人就杠起来,已经发展到互相揭短的地步。
至于刑部尚书金罍,可谓树敌无数,满朝皆是政敌。他办事儿喜欢较真,多次惩处权贵子弟,就连皇帝最宠幸的淑妃,淑妃之父都被金罍抓进过大牢。
吏部尚书何瑭,更是一个强力MT。他本身不修边幅、不拘小节,犹如一个邋遢的糟老头子,在任免官员时又按政绩说话,挡住了很多人的升迁通道,也让许多重臣感到不满,他每年收到的弹劾奏章最多!
只有礼部尚书罗钦顺,做官堪称四平八稳,朝野内外一片赞誉之声,竟找不出一个说他坏话的。
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其实这才属于正常。
王渊真正警惕的,并非改革被反攻倒算,而是“东林党”有诞生的征兆。
“东林党”不在南京,而在中枢朝廷。
大量士绅商贾,因开海通商而暴富。他们试图获得政治力量,一边培养子嗣科举做官,一边让子嗣拜入高官门下。他们通过政治献金,想要左右朝廷政策,甚至毛纪、汪鋐两个死对头,居然异口同声建议降低出口关税。
这些暴富的家伙,有足够的资源培养子嗣,数十年之后必然大量入朝做官,到时候满朝都是帮商贾说话的人,岂非形同“东林党”?
当然,这些人如今全是王渊的改革助力,他们主动跟南京“在野派”硬刚,在民间大肆鼓吹王渊改革,把皇帝和首辅吹捧为千古罕见的明君贤相。
朱载堻的儿子继位,恐怕有够头疼的,很容易被商贾阶层绑架。
前阵子,朱载堻设宴邀请王渊,君臣二人在西苑闲聊。
朱载堻问:“先生,如今国库丰盈、四海承平、万国来朝,还有什么须当努力的?”
王渊说道:“当防止商贾做大,防止商贾干涉朝政。”
朱载堻笑道:“先生一力开海,又自办工厂,世人皆称先生为天下第一大贾。先生为何还要警惕商贾呢?”
王渊回答:“商人逐利,即便坐拥万金,也会与小民争一针之利。商贾既已大兴,今后商家子弟必定大量为官,他们只会帮着士绅商贾说话。国家之利,百姓之利,皆可夺之,皆可卖之!”
朱载堻表情严肃起来,问道:“先生可是要抑商?”
王渊摇头说:“不可抑之,只可控之、驭之。商贾犹如猛虎,必须关在笼中,一旦放出就会择人而噬。陛下只需记得孟子之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此‘民’非士绅、非权贵、非商贾,而是天下亿万百姓。民安,则社稷稳固,则天子垂拱而治天下。民危,则国危,则天子有难,则士绅、豪强、商贾兴风作浪。利小民而弱士绅、豪强、商贾之策,可为之;害小民而利士绅、豪强、商贾之策,切不可行之!”
朱载堻若有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