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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朝廷清廷最激烈的一场权力斗争，却是以一种表面和平的方式展开的，肃顺和慈禧双方都有礼有节。
两宫太后的回京队伍，由胜保亲自率大军护送，从热河启程后不久便遭遇大雨滂沱，道路泥泞无法前行，两宫太后无奈，只好于峡谷中寻找避雨歇脚的地方，衣食与住宿也没有提前安排，她们几乎成了落汤鸡。
此时，护送咸丰皇帝灵柩的队伍也因为下雨，行进迟缓，落后她们大约有十英里。
慈禧此时依然不忘礼节，以两宫的名义，派了几个人返回梓宫歇脚处，询问咸丰皇帝灵柩是否安妥。
怡亲王、肃顺及诸位赞襄大臣回复称：“灵柩已经安全抵达第一个休息地。”
接到消息，慈禧从自己的俸禄中拿出一千金赏予搬运者，以示对他们辛劳的肯定和赞赏。
怡亲王载垣又犹豫不决了，对肃顺说：“本王看慈禧没什么异常，要不取消行动，等我们回京后再看她的表现吧，大行皇帝刚逝，我们这么做，会不会授人以柄况且皇太后是无辜的。本王看胜保会坏我们的事”
“我们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肃顺虽清楚，只要慈禧太后活着，自己的危险便会时刻增加，便劝说怡亲王载垣。
怡亲王载垣没有说话，他仍然不忘职责及大清礼仪，派人回奏两宫太后，感谢她们对咸丰皇帝遗体的担忧挂念。
慈禧也回复怡亲王载垣，赞其忠心耿耿，尽职尽责。就这样，在一路的生死较量中，两方始终保持以礼相待。
两宫的太后队伍到了古北口。古北口是山海关、居庸关两关之间的长城要塞，位于密云区东北部，距离京城约二百四十里，为辽东平原和内蒙古通往中原地区的咽喉。这里就是肃顺打算除掉两宫太后的地方，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曾纪泽。
曾纪泽对肃顺说过，杀慈禧最好的时机，是在咸丰皇帝死后，当时可以立即伪造要慈禧陪葬的诏书。但是肃顺的心不够狠，也没说服怡亲王载垣。
在古北口杀两宫太后，嫁祸捻贼，这是一个相当愚蠢的决定。此时，两宫太后有胜保的大军护卫，小股的捻贼根本靠近不了两宫的轿子。
天已经快黑了，荣禄离开了送葬队伍，带上自己的一小队人马，快马加鞭赶去古北口营救太后，并在她们到达古北口前赶上来了。
曾纪泽需要做一个艰难的决定，在肃顺集团和慈禧集团之间。
这个抉择对曾纪泽来说，并不揪心，他在等父亲曾国藩的决定。
而曾国藩的决定，要比曾纪泽揪心得多，他面对的选择，是要不要反清。
曾纪泽在湘军拿下安庆之后，就跟曾国藩写了一封带暗语的密信，说1861年底，是湘军反清的最佳时机。曾纪泽知道，一个人的思想很难转变，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型知识分子。他认为“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国藩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人则人悦，思诚则神钦”。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但曾纪泽还是要试试，他劝曾国藩先反清，占据江南，和大清王朝以长江为界，分而治之。
当时确实存在着改朝换代的机会，咸丰死后，以肃顺为首的朝臣势力、以恭亲王为首的帝胤势力、以慈禧为首的帝后势力互相倾轧，不能形成对外的合力。此时，湘军如果造反，确实是有机会的。这也是曾纪泽为什么选择带兵北上勤王的原因，他要保持肃顺集团和慈禧集团的平衡。
当时咸丰驾崩、幼帝即位，京城里的人心比较浮动。这种时候举旗造反，民众不会对清朝绝对忠诚。而江南大营覆灭，僧格林沁、胜保率领的八旗兵也兵败八里桥，清朝的正规部队遭受了重创，湘军起义是有可能会成功。
曾纪泽不认为曾国藩反清应该在攻陷江宁后，举兵北上。他觉得湘军最好的举义时间，只能是攻陷安庆后的这段时间。当时湘军将领对曾国藩的推戴，几乎全部发生在1861年前后，而在1864年湘军攻陷江宁后，反而没人提反清的事了。
为什么湘军不能等攻克江宁后再起义胜呢当时慈禧太后的地位已经相当稳固。1865年，她罢免恭亲王奕议政王与军机大臣之职，恭亲王毫不敢反抗。从这件事情中，就可以看出那时的慈禧太后拥有怎样的权势。这时候的清廷，在慈禧太后的领导下，已经拧成了一股绳。老百姓对清廷的信心，也有所恢复。这个时候的清朝，不太容易被推翻。而且当时洋人也比较认可清廷。而且1865年，曾国藩对于湘军的统摄能力已经下降了许多。
反而是攻克安庆后不久，胡林翼病逝，这时候曾国藩成了名义上的湘军的唯一统帅。此时的曾国藩，对于除了刘长佑、刘坤一一系湘军以外的各路湘军，都有着比较强的统摄能力。左宗棠羽翼未丰，也听曾国藩指挥。
然而，从1862年淮军建立到1864年湘军攻克江宁的这段时间里，左宗棠、李鸿章都自立门户。如果曾国藩在攻克江宁后造反，左宗棠、李鸿章很可能不会跟从，甚至会帮助清廷消灭曾国藩。此时的曾国藩，真正能够控制的部队，只有曾国荃的吉字营以及彭玉麟的湘军水师。以这点实力争衡天下，无异于蚍蜉撼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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