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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数月的远途跋涉,左宗棠避难到了安徽宿松的湘军大营,曾国藩毫不犹疑地收留了他这位老友。
不久,湖北巡抚胡林翼也以为浙江巡抚罗遵殿吊丧为名,来到安徽宿松。罗遵殿是安徽宿松人,一年前由湖北藩司任上调任浙江巡抚,他与胡林翼私交甚好,是老友。在1860年初春,李秀成率军进攻苏州和杭州等地,他战死沙场。
当时,曾国荃、曾国华、彭玉麟、李元度、李续宾、曾纪泽等人也都陆续秘密跑到了安徽的宿松军营。
这些湘军中的主要人物,不是不约而同来到宿松休假,而是聚集在一起,他们有备而来,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讨论规划谋取东南、消灭太平天国的具体路线;二是密谋反清,而且密谋反清是先被提上议事日程的,因为这一次,咸丰皇帝因满人官文的一封告状奏折,就要杀湘军重要人物左宗棠,寒了湘军将领的心。
其实一直到当时的1860年,清廷剿灭太平军,都是把重心和希望寄托在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的六七万绿营兵上。曾国藩的湘勇,只是扮演支援角色,控制中部,防止太平军北上。
而在宿松的这一段时间,是湘军创谋大业的重要时期,也是所有湘军将领最团结的时候,当时的曾国藩威望最高。
曾国藩、胡林翼、李元度、左宗棠等人都是好友,亲如兄弟,他们和彭玉麟、曾纪泽等人一连召开了二十多天的秘密会议,对外宣称是谋划消灭太平天国的路线,实际上讨论了湘军的反清大业,讨论了湘军谋取天下取而代之的可能性。
会上,曾国藩照例先让湘军各位将领先发言。
在湘军将领中,胡林翼的官最大,资格最老,他首先站出来说话:“当今之势,满人皇族腐败,已不堪统治全国,而长毛自天京内讧之后,败势已定。湘军势力举足之重,待击败长毛后,我们一定是朝廷的心腹大患。朝廷对汉官汉将始终放心不下,狡兔死,走狗烹,自古如此啊。左宗棠在湖南六年的努力,为朝廷殚精竭虑,剿灭长毛,天下人所共见,而咸丰皇帝见到满官官文的一纸奏疏,便下诏要将他就地正法,实令天下汉员寒心。我们不得不提前准备,未雨绸缪。”
左宗棠这时也说:“清廷防我湘勇,是路人皆知。前几年,湘军攻下武昌,咸丰本来很高兴,打算提拔曾公,而满员则言: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间巷一呼,撅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也。咸丰听后脸色大变,收回了提拔的成命。曾公率湘勇为朝廷更是出生入死,却到现在还是兵部侍郎衔,连四川总督也不给。所以,我们为满人的江山社稷卖命,实在不值得!与其坐而待毙,莫如先发而制人。”
李元度一向自视甚高,他的平江勇有一万余人,兵强马壮,他问道:“如若我们湘人起事,胡公、左公可牵头?”
这个问题,当着曾国藩的面,问得突兀,胡林翼看了一眼曾国藩,咳嗽了两声,道:“胡某不是推诿,是自认为才气远不如左宗棠,他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而且我的身体又十分虚弱,最近经常咳血,实难当长久之大业。”
左宗棠没有说话,他也把目光投向曾国藩。当时左宗棠名声虽高,但没亲自带兵,实力还太差,又是“待罪之身”,让他出来当带头人,自然不是时候。当时让曾国藩去辅佐左宗棠,那也绝不可能的,不说别人,曾国荃、曾国华等曾氏兄弟也不会答应,还有曾纪泽,更不可能答应。
在会议期间,众人你一言我一语,曾国藩却始终没有说话,湘军以忠君卫道立命,自然反对自立,但是朝廷的态度,让曾国藩心里也很不爽,作为湘军首领,他也要为战后湘军的出路考虑,等大家都说完了,曾国藩说:“人常言,事者,势尔!窃以为,时候未到。如若我们现在起事,何以带兵?何以平长毛?而且天下百姓,苦战争久矣,如若湘军也造反,中国怕从此再无宁日。等我们平了长毛再说吧。”
胡林翼见曾国藩这么说,知道他还没下决心反清,于是对曾国藩说:“天下糜烂,我们岂能安坐而事礼让?有志者,当以吾一身,任天下之谤!”
胡林翼说天下糜烂,不是信口开河,1860年的清廷,内忧外患都很严重。
1860年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接近尾声。
早在1858年4月,英、法、俄、美四国公使率舰陆续来到大沽口外,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指派全权大臣进行谈判。
俄国、美国公使表示愿意充当“调停人”,却索要诸多好处。
咸丰皇帝一面命令清军在天津、大沽设防,一面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前往大沽办理交涉,并把希望寄托在俄、美公使的调停上。
5月20日,英法军舰炮轰大沽炮台。驻守各炮台的清军奋起还击,与敌鏖战。但谭廷襄等毫无斗志,望风披靡,加以炮台设施陈陋,大沽失陷。英法联军溯白河而上,侵入天津城郊,并扬言要进攻北京。
这时咸丰皇帝才慌忙另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桂良等在英法侵略者的威逼恫吓下,分别与英、法订立中英、中法《天津条约》。
条约规定了英法等国公使常驻北京,增开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为通商口岸,外籍传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外人得往内地游历、通商;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对英赔款银四百万两,对法赔款银二百万两等。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撤离天津,沿海路陆续南下。
咸丰皇帝此时冷静一想,后悔了,对条约内容又感忧恐,令桂良等在上海与英、法代表谈判通商章程时,交涉修改《天津条约》,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内江通商等条款,并设法避免英、法到北京换约。
一直拖到1858年11月,桂良等与英、法、美代表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照时价值百抽五征税;洋货运销内地,只纳5%子口税,免征一切内地税;聘用英国人帮办海关税务。但是,英法两国不愿意变易《天津条约》的各项条款,并坚持要在北京换约。”
英、法政府远不满足从《天津条约》攫取的种种特权,蓄意利用换约之机再次挑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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