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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理政的思想。”
“我们黑旗军在南洋建国，不是为了自己享乐！不是为了贪图南洋的金矿！而是为了数十万华人同胞能更好生存！”曾纪泽知道陈金声在试探自己，便说：“治国，不只是儒家说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简单，不然现在中国也不至于处处被动挨打。治国如同种一棵参天大树，无论多少茂盛的枝叶多么粗壮的树干，都得根基牢固，这个根基就是治国思想。古希腊有柏拉图的‘哲学王治国’及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近代有英格兰的君主立宪、美利坚的‘共和宪治’。神权、君权、民权依次登台，乃是社会大潮。中国文化和治国思想其实算是早熟的，从最初殷商西周到春秋战国，各种治国思想不断演化，先秦诸子百家，儒家、道家、法家、墨家……争奇斗艳，威武如大秦，强盛如汉唐，富裕如大宋，如今清廷孱弱，绵延千年一朝不如一朝，一代不如一代，究其原因，上层统治者只知道愚弄百姓，不开民智，下层百姓只求本能地生存下去，原本强民建国的治理变得一味奉君愚民，使越来越多汉民文不能目不识丁，武不能上阵杀敌，只能做一守份的奴才愚民，国将不国民将不民，吾以为，当代强国富民之道，乃在于办洋务强工商之本，练新兵强天下之势，兴教育启万民之智，变旧法成天下之治。”
曾纪泽对陈金声侃侃而谈，表示作为大汉国的国民，第一件事，要新风气，应该剪辫子，再蓄发，换上汉服，恢复汉人的精气神，这看似小事，但对一国之认同，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曾纪泽超越同时代人的地方，在于他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对外部世界的深闭固拒和僵化反应，导致中国近代严重的民族生存危机。中国与西方社会的历史、文化与环境条件存在着“东西二化，绝然悬殊，人心风俗，不可卒变”的巨大差异，并且，他正是在这一客观认识的基础上，力求最终寻找实现民权政治。他表示，“忠勇爱国”、“守法”、“保护私产”、“孝顺”、“科学”、“诚信守约”、“礼义廉耻”这些基本的思想共识，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又吸收了西方文明的思想成果，应该形成共识，成为大汉国的新思想。
“龙总长英明！国无思想不立！”听到这，陈金声“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对曾纪泽佩服之至，开了口，道：“吾亦以为，新大汉国可效仿先秦儒家思想，以仁、智、礼、义、孝为中心，摒弃宋朱文理后的扭曲后儒，倡导对民仁、对长孝、对子亲、对友义，博爱、厚生，诚实、守信，革故、鼎新，走法治之道。在教育部门开办新式学校、技校、夜校，培养应用人才。”
治国思想确定下来了，剩下无非是辅之治民政策。
陈金声继续说：“管理数十万甚至上百上千万的人民，与管理数百人的公司或几千人的军队不同，也得讲究方法。纵观中国古代治民，无非分民为士农工商四民，不妨法律规定，华人中四民皆平等，政府稳定农业发展，推广以先进技术解放农业劳动力，促进产业工人的转变，改变工匠的奇淫技巧地位，引导自由商业经济，培养有责任心的工商实业家。我愿意效力，将南洋地区的华侨商人团结到新大汉国，很多华侨都热衷捐款捐物给殖民者，不过是为了建设一个美好家园，现在大汉国就是我们自己的家！”
曾纪泽说：“这样太好了，有了陈公和诸位华商的帮助，大汉国一定能在南洋地区立稳脚跟，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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