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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师前来曾家奔丧。这时的左宗棠，春风得意，牛逼烘烘，他虽然只是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但这师爷相当于如今“秘书长”的角色。
左宗棠生性颖悟，五岁便随父到湖南省城长沙读书。他不仅攻读儒家经典，更多地则是经世致用之学，对那些涉及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内容的名著视为至宝，对他后来带兵打仗、施政理财起了很大的作用。1830年，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次年又入湘水校经堂。时年仅18岁的左宗棠拜访长沙的著名务实派官员和经世致用学者贺长龄，贺氏即“以国士见待”。其弟贺熙龄则是左宗棠在城南书院读书时的老师，对自己的这位弟子，贺氏非常喜爱，称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他们结成了儿女亲家。这么说起来，左宗棠跟曾国藩也能扯上亲戚关系。
名满天下的林则徐对左宗棠也十分器重，两人曾在长沙彻夜长谈，对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特别是关于西北军政的见解不谋而合。林则徐认定将来“西定新疆”，舍左君莫属，特地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宝贵资料全交付给左宗棠。后来，林则徐还多次与人谈起这次会见，极口称赞左宗棠是“非凡之才”、“绝世奇才”，临终前还命次子代写遗书，一再推荐左宗棠人才难得。
可惜左宗棠后来在入京会试时，一连三次不中，走不了仕途。一直到1852年，当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省城危急之际，左宗棠在郭嵩焘等人的劝勉下，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当幕僚，想再战场上建功立业。
在长沙战火硝烟弥漫的日子里，左宗棠缒城而入，张亮基大喜过望，将全部军事悉数托付给左宗棠。左宗棠“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各种建议都被采纳，并立即付诸实施，终于使太平军围攻长沙三个月不下，撤围北去。
咸丰四年，左宗棠又应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第二次入佐湖南巡抚幕府。当时太平军驰骋湘北，长沙周围城池多被占领，而湘东、湘南、湘西广大贫苦农民，连连举事，此伏彼起。左宗棠焦思竭虑，日夜策划，辅佐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苦力支撑大局。同时，革除弊政，开源节流，稳定货币，大力筹措军购：军械、船只。骆秉章对他言听计从，“所行文书画诺，概不检校。”
左宗棠悉心辅佐和筹划，不但湖南军政形势转危为安，出省作战连连奏捷，骆秉章对左宗棠这个师爷更加器重，湖南官场对左宗棠也崇敬有加，左宗棠的自信心也极具爆棚，极度目中无人，走路都恨不得横着走。
曾国潘的湘军在江西缺乏军饷，找湖南老乡帮忙，老友左宗棠二话没说，在长沙为曾国藩四处奔走，筹集了几十万两军饷。没想到这军饷送到江西不久，曾国藩就不待咸丰皇帝批准，匆匆回籍奔丧，还没有提前告知左宗棠，这使得骄傲的左宗棠大为不满。
左宗棠的牛脾气很臭，情绪一上来，就不顾一切，他感觉自己为湘军筹饷的心血付诸东流，回到家里一时忍不住肆口漫骂曾国藩自私无能，临阵脱逃。
这话被左宗棠的家庭教师范赓听到。范赓性情诚挚，语言质直，实在忍不住了，站起身，严肃地对左宗棠说，您说曾公“挟私”，吾不愿闻。范某虽未见过曾公，然而他的谋国之忠，有口能说，难道天下人都是佞人？请君自重。说完，拂袖而去。
左宗棠到了荷叶塘乡，祭拜过曾老太爷后，内心还是愤愤不平，又忍不住对曾国藩大发牢骚，说九江和湖口眼看就要被攻下来，曾国藩将湘军留在江西自己回家不是明智之举：“你为湘军统帅，身系数万人的安危，正是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怎能如此轻率回乡？”
曾国藩解释了自己在江西的种种难处，左宗棠说困难只是借口，他甚至把这个曾令他佩服的老友说得一无是处，连曾国藩多年自我标榜的忠敬诚信，也被他一概斥之为虚伪。
左宗棠如此带头言语攻击，原来只想激将一下曾国藩，让他早日重返战场。但一时间来，奔丧的长沙官员不明真相，哗然和之，给蛰居荷叶塘守丧的曾国藩极大刺激。
曾国藩已身心憔悴，经此打击，更添一重痛苦，暗自发誓永不再与左宗棠说话，也永不再与长沙的官员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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