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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已经进入了新的热兵器时代了，更加依赖经济了。
漠北这种环境恶劣经济效益低下的地方，即便人民再吃苦能干骁勇善战，在热兵器时代毫无用处了。甚至于哲布丹尊巴叛变，搞外蒙古独立，都是战战兢兢不敢动，弄得幕后策划者俄罗斯人憋不住了，不得不自己派兵逼着外蒙独立。
接下来，赵昺又哭起了穷。此次北伐不比从前，过去在琼州的时候打仗是赚钱，因为他们的行为更似蒙元的‘打草谷’，捞一把就走，不需要占领地盘，也就不必考虑日后的统治问题。但现在不同了，打下的地盘要长期统治，就需要考虑诸多问题，不能放肆的搜刮那些大户，还要出钱出力去赈济百姓，安抚民心。
随后，赵昺便开始算账，当前宋军禁军五十万步军，八万水军，还有州军十余万，总兵力八十万，每年支付的薪俸就是个天文数字，而战时还有增加补贴，加上武器弹药的消耗和所用。这次朝廷不仅没挣钱，还捅了个大窟窿，财政亏空近二千万贯。
战争在持续下去，朝廷财力将无以为继，更没有能力发展民生，兴修水利，修桥铺路，赈济灾民，欠饷也不是不可能。而此次士绅们搞事儿，士子们三番五次伏阙上疏，其实也是担心朝廷财力不济，向江南增加税赋。而底层百姓虽然没有跟着折腾，但也足以引起警惕，防止失去了民心。
最后，赵昺又说了个不是笑话的笑话。当下为了避免冗兵，也是为了淘汰老弱，宋军仍采用募兵制，但普通士兵服役七年就可退役，而不需过去那样终身服役。不过募集的皆是丁壮，耽误了人家娶妻生子，让家里也失去了一个壮劳力。
不过一个普通士兵的军饷现在是每月十贯上下，虽然吃穿用度不需家里补贴，但是也难以养家。而吴地作为经济发达的地区，卖鱼虾或者砍个柴，一天整个二三百钱那都是属于低收入。当轿夫给人抬轿子，一个月甚至能收入两万钱！这种收入的对比，大部分老百姓自然是不愿从军的。
所以，主动当兵的，除了想在军中发展，谋份差事的，基本都是游手好闲的市井浮浪之人，时刻准备当逃兵。但是军中早有定制，征募的士兵要是良家子，不要这种混混。并不得采用欺诈、胁迫的手段募兵。可此次兵部却被难住了，想要恢复旧法。
听到这里，众人都笑了，他们许多人都出身旧军，自然明白所谓的旧法是什么。大宋皇帝招兵的黄金岁月就是大灾之年，大旱大涝都会造成像众多的灾民，这些灾民中的强者就被宋朝皇帝招募为禁军，仁宗更是在灾年将男性难民几乎全部招收进军队，一副多多益善的模样。
仁宗招兵多，打仗损失的更多，李元昊几次伏击宋军把北宋军队打的损失惨重，闻风而逃的宋军也很多，北宋陷入了兵源荒。偏偏那几年北宋风调雨顺，弄的北宋枢密院十分头大，朝廷开始催促地方官员征兵，收人多的官员有赏，不达标的滚蛋让位，因此地方官员们纷纷发挥能动性招人。
宋仁宗时期“良民子弟，或为人诱隶军籍，父母泣诉而不得还者时有发生”，汴梁城的居民就算是找到了包大人也没用。因为包大人也有送人当兵的任务，他曾任枢密院副使，是募兵的总负责人，对本国的征兵事件中的乱象基本上不发一言。
包大人这样的人物都不管，赵宋官员的胆子也越变越大。不讲究吃相的武将，在打的败仗时，往往将路过村庄的所有男丁都抓走，在脸上刺字；讲究一点的文官会用政府的名义打包票，把不太识字的村民送进军队。江南的文官让人扮成商旅，在船上摆出各种货物吸引民众，民众一多，就开船走人。
黑心的官员好比人贩子，弄得两宋百姓赶个集都要数十人结队才敢去赶集，但人多也不见得就没事？徽宗年间刘喜、张士英两人借口金明池大会，直接玩了一个关门捉人，把成千上万看热闹的汴梁群众都送进了军营。金军围攻汴梁城时，钦宗也是派人把城乡结合部的汴梁居民都送进了军营里。还有的两宋地方官直接玩色诱，让军营中的军妓到色诱光棍。
这一度成了两宋规矩家法，大家明知道不对，但事急从权时就“下不为例”，把所有的平头百姓都当炮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