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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昺看得心惊，也愈发入迷，乃至王德几次催促休息都没能让他放下，晚膳也只是稀里糊涂的吃了几口，就又沉浸其中，直至夜深才揉揉眼睛放下书，叹道：“自己逞什么能啊？”
看了一天书，并不是说赵昺已经就成了法学专家，而是对大宋的司法体系有了基本的认识，而熟记法条那是司法人员的事情，他根本没有必要精通，只需了解立法原则，司法体系及审理程序和监察制度就可以了。
赵昺发现其实宋朝已经或者说曾经建立了一个专业、专职的司法官员队伍。在州府一级一般设有三个法院：当置司、州院与司理院。有些大州的州院、司理院又分设左右院，即有五个法院。当然一些小州则将州院与司理院合并，只置一个法院。
每个法院都配置若干法官，叫做“录事参军”“司录参军”“司理参军”“司法参军”。主管当置司的推官、判官，他们的主要工作也是司法。录事参军、司理参军、司法参军都是专职的法官，除了司法审案之外，不得接受其它差遣，即便是来自朝廷的派遣，也可以拒绝，即“虽朝旨令选亦不得差”，以此保证专业性。
更让赵昺惊讶的宋朝的司法官是十分专业的，成为执法者之前除了要参加科举经法考试，还要通过刑部和大理寺专业的司法考试，成绩合格才能入职。而考试的内容也非死记条文，而是分析判例为主，十分注重实用性。
在办案程序上，侦察与审讯的权力也是分立的。缉捕、刑侦机构为隶属于州、路衙门的巡检司，以及隶属于县衙门的县尉司，合称“巡尉”，相当于今天的警察局，其职责是缉拿、追捕犯罪嫌疑人，搜集犯罪证据、主持司法检验等。
所以按照宋朝的司法制度，侦查部门不可以参与推勘，更不能够给嫌犯定罪。进入审判程序后，要经过州、路和提刑司三审，由上级监督下级，以保证判决的公正性，而犯人认为不公，还能上诉，保证了程序上的正义。
赵昺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包公不是一个大义灭亲，不近人情的人，当然这并非是质疑他的人品和历史评价，而是他根本没有机会铡了自己的侄子包勉。因为宋代的司法特别讲求亲嫌回避，在司法审判的各个环节，都设置了非常严格而周密的回避制。
法院如果受理了一起诉讼案，在开庭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核定回避的法官。所有跟诉讼的原告或被告有亲戚、师生、上下级、仇怨关系，或者曾经有过荐举关系者，都必须自行申报回避。
不但与诉讼人有亲嫌关系的法官需要回避，在一起案子的审判过程中，负责推勘、录问、检法的三个法官，也不能有亲嫌关系，否则也必须回避。而且，法律还严禁推勘官、录问官与检法官在结案之前会面、商讨案情。
如果有回避责任的法官不申报呢？许人检举、控告。不用说，这自然是为了防止法官的裁断受到私人关系、私人情感影响，出现假公济私、公报私仇的情况。实际上也可避免发生亲铡侄儿之类的人伦悲剧，所以说这个规定也是从人道出发的。
四更鼓后，赵昺掩卷长叹，宋代的刑事司法程序之繁复、严密，堪称历代之冠，即使在今日看来，也会觉得过于“繁琐”。与现代侦查、审判和监督的司法三权分立制度相比，只是少了检法机构，但不等于没有，而是将这项权力由上级法官代替执行。
赵昺再琢磨现代影视剧中的老包，若真是放在宋代肯定是活不过三集，他明显就是一个带头破坏司法制度的榜样。而让他感到难堪的是自己的班门弄斧，想要充当当下的司法制度改革的先锋，开创一个新的时代。
不过好在还只是初步商讨阶段，没有闹出大笑话。不过这也再次给赵昺提了个醒，千万不要小瞧了古人的智慧，现代的文明也是来自于古代数千年来的积累，自己与他们相比并不聪明多少，只是掌握了比之当下人们更多的知识而已。
沮丧之余，赵昺细思自己在司法问题上也并非是无可作为。既然大宋的司法制度比较完备，但是早已经千疮百孔，破烂不堪了，当下他要做的就是恢复、继承和完善，尽快培养出一支合格的司法队伍。
另一方面，赵昺觉得自己可以在制定法典方面做些工作。大宋的律法继承于唐律，但是上百年来也只有一部《刑律》，其它全靠皇帝颁发的敕令和旨意及朝廷通令来凑数，且将判例作为最重要的执法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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