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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人可做到；请求外地做官，要得到皇帝或其他权臣允许方可出京；舍亲，就是杀掉亲人中的一人或数人，一般人难做到；愚子，不让子女多读书做官，这不合人情；武装反抗，代价太高。
比较之下，自汗优点最大，一方面，既可以继续做官；另一方面，又可避除帝王猜忌之祸。因此，因此不少国家重臣，在功成名就之后，聪明一点的都要学习保身之道中的自汗术，要表现出一副“胸无大志”的形象。而至于如何做，那就看各人的手段了，赵昺却以为活下来的，哪个拎出来都能在国际上拿个大奖。而拿不到奖的，那下场就是家破人亡。
汉朝的萧何被刘邦称为汉朝最大的开国功臣，可是这样的人也遭到了刘邦的怀疑，刘邦亲征在外，怕萧何在国内出乱子，萧何只能派自己的家人跟着刘邦亲征，这样刘邦才放心！不光是这样，萧何还侵占别人家土地当自己的良田，刘邦很高兴，因为这样就显得萧何没什么太大的志向了。
隋朝还有一个大臣叫梁睿，因为他威惠兼著，民夷悦服，声望甚高，隋文帝杨坚暗中忌之。他本人精明至极，早料到这一点，于是就辞官谢病在家，不与世人交往，还“大受金贿以自秽”。这时，有人就把他告到中央，杨坚见他如此贪财，能干什么大事?去了心病，高兴还来不及，哪里还去管他受不受贿。
宋时，太祖赵匡胤竟然把自汗化为国策，以“杯酒释兵权”方式，鼓励他的高级军官放下权位，在短暂的人生中，快意声色，使君臣之间无所猜疑。有了皇帝的鼓励，石守信等高级军官们也就大胆地掠夺财富，声色犬马，从此君臣相安无事。
大将狄青表演不过关，被贬之后中央派人几天一查，还不听他的辩解，最后嘴边生了恶疮，然后病逝。下场好一点的就是韩世忠，晚年交出了兵权，手指也只剩下了四个，还不能动，晚年只能牵着毛驴在西湖边闲逛，绝口不谈兵事，也拒绝和原来的老部下相见，戎马一生最后只能孤独终老，万幸的是没有像岳飞一样死在皇帝的屠刀之下。
赵昺想江钲也是如此。江氏可是一门出过三位宰相的家族，其可以说生下来就活在名利场中，即便没有亲身经历，耳濡目染也对其中典故知道不少。况且他还经历了宋末亡国之际的官场倾轧，亲眼看见过诸多的潮起潮落，前时还是殿上臣，转眼就成刀下鬼。
所以赵昺相信江钲不会没有所感，即便他心怀为国尽忠的思想，但是也会设法自保。尤其是在收复江南之后，朝廷形势好转，而他官至枢密副使兼任湖广制置使，封爵国公，也算到了人生的巅峰，加上堂兄江璆此时晋升为参知政事，踏进了相门，江家在朝堂可谓一时无两。
赵昺记的前世人们常用句西方谚语‘欲戴王冠，必受其重’来自勉，但是其中还有一句是‘欲安思命，必避其凶’。说的是同样的道理，在获得高位的同时，也必然会遭到皇帝的猜忌和同僚的嫉妒，要想保全性命和家族的荣耀，就必须有人得急流勇退。
所以赵昺觉得江钲早在收复江南，边境稳定之后就已经有了退隐之心。但他也知在本朝‘扬文抑武’的大环境下，自己手握重兵更易遭到猜忌，他退出朝堂比之堂兄要有利于家族。而出身名门，受儒家学说熏陶，清名比之性命还要重要的思想，估计早就深入骨髓，自然不愿意采用贪污受贿、广置田产这种下三滥的手法。
另外，江钲也要顾及到皇帝的面子，自己干了腌臜事等于变相打陛下的脸，也会让皇帝背上打压功臣的恶名。两厢权衡之下，赵昺估计其就故意采用放松对麾下的管控，表明自己并无割据之心的同时，也在寻找时机和借口退出朝堂。
到了襄阳的时候，江钲对襄阳围而不攻，拖延决战的时间。而又亲临城下探营，结果遭受重创负伤，且他以算定陛下为了战事必然会亲征来此。如此自己就可以借久战无功、身负重伤提出致仕，而皇帝可以再借助攻取襄阳稳固在朝野的地位，也保留了君臣间的体面。
把事情想得通透了，赵昺觉得十分无力，想想这些有功之臣为了保住身家性命，亲手把自己多年拼打而得到的声望抹黑，实为万般无奈，心中又该是何等滋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