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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以我们的理解就是天下的土地，都是皇帝的；在土地上生活的所有人皆是皇帝的臣民，确有“家天下”的味道。当然这句话以现代人来解释也并非是法律意义上的关于财产权归属的描述，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主权宣示。
但宋朝的儒士们却有了另一番的解说，又使其涵义发生了反转：“盖王者无外，以天下为家，尺地莫非其田，一民莫非其子，财物之在海内，如在橐中，况于贡赋之入，何彼我之云哉？历观书传，自《禹贡》以来，未闻天子有私财者。”根据如此进行阐释，那就是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并非表示人民无私产，恰恰相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意味着天子无私财，而是以天下为家了。
再推论下去：既然天子富有四海、以天下为家，那么他便不得私敛财物，更不得挥霍无度。君主的日常用度，也非一家私事，而是公事，因此，需要接受政府的管制。用朱熹的话来说，“（君主）凡饮食、酒浆、衣服、次舍、器用、财贿与夫宦官、宫妾之政，无一不领于冢宰，使其左右前后，一动一静，无不制以有司之法，而无纤芥之隙、瞬息之顷，得以隐其毫发之私。”
按照现代解释，冢宰即政府的领袖宰相，大府指政府的财政部。以其的意思就是皇帝的权利皆是来自于宰相所给，不论是吃喝拉撒，还是娶妻生子，生活用度都要遵守宰相制定的规则。此种观点在理学盛行的南宋可以说深入人心，尤其是获得士人们的赞许。
可士人们偏偏就没有考虑到皇帝的感受。忘了他们的权力来自于何处，是谁授予其的，并将他们扶植起来的？赵昺可以说是这个时代最具民主意识的人了，也知道权力的本质目的不是享受，而是贡献。作为一种超社会的能量，权力如何为国家、社会服务，才是根本性的。且赵昺作为掌权人也可以接受理性的约束，接受社会的监督，从而使得权力的运行符合本来目的。
可赵昺却无法接受自己的一切隐私暴露在人前，每花一文钱皆要下属们审批，娶个媳妇儿还要他们先帮着相亲。这根本不是一个皇帝应有的生活，而是被高高架起的傀儡。所以赵昺刚刚来到这个世界就在与相权在做斗争，试图收回权力，那么打击士大夫集团就顺理成章了。
十多年下来，赵昺在这场争斗中也只能说是略占上风，并没有能够完全取得胜利。可眼下其实就有一个可以扭转局面的机会，不仅他看出来了，朝中的大臣们也看的明白。在去岁包括应节严、刘黻、马廷鸾、陈仲微等一班老臣都上书请求致仕，只是因为战事骤起才拖了下来。而同时右相文天祥已经前往川蜀主持攻蜀之战，参知政事江璆在建康组织后备军团，应节严称年事已高非大事不再上朝，处于办退休状态。
因而朝中只有左相陆秀夫和参知政事刘黻主政，而六部主官最重要的户部和兵部皆已完成更迭，皆是赵昺亲信之人。而各部尚书以下的侍郎及各司主事基本上已经完成新老交替，且大部分是他在琼州培养提拔的；地方主要州府官员也皆是来自于赵昺从最早入仕的吏员中挑选的。
可以说若是赵昺此时提议废相，在官场中不说一呼百应，也不会受到太大的阻力，可以完成平稳过渡。即便是有人反对，更多的也是来自于在野乡绅和名儒大家，可他们无职无权也掀不起什么大风浪。而他他携北伐大胜之威，带百战精兵归京，也足以震慑住蠢蠢欲动者，将反对的声音完全压制下去。
王应麟这次提议让庄公从担任应天府留守，又举荐陈普提举鸿庆宫，让赵昺立刻警觉起来，意识到朝中官员对废相的惶恐，欲通过将御前办的几个主事外放就是以釜底抽薪之计，来削弱御前办的实力，使其无力承担其总理行政的职责。再次举荐陈普入仕，就是想利用其在士子中的威望来加强在朝中的声音，并在一批老臣们致仕后进入宰执行列，以阻止赵昺废相。
不过赵昺应该说有废相的念头，其实并没有急于实施的打算，尽管这有利于他大展拳脚，但是废相却非只是取消一个官职那么简单，其中还牵扯到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并还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