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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拨是有了功名以后还没有正式当官的候补官僚，一拨是当官以后退休回家的，即致仕的官僚。这部分人因为有了科举功名就有了免税权，也就成了特权阶层。当然也可以归为一类人，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官僚体制中的人，且跟朝廷的关系非常密切，基本就是官僚的前后身。
士绅阶层因为有了优免权，这也就让他们容易做大，在政府横征暴敛的时候，最有可能积累土地，因为有钱人只要不是有特权的人，他们都不愿意持有土地。因为持有土地，地租没有收上来多少，但是赋税极高，有的时候赋税比地租还要高，这时土地有什么用？政府的横征暴敛会使得持有土地的成本高得无法接受。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优免权就特别重要。而中小地主和较富裕的自耕农，为逃避繁重的税敛和差役，有人宁愿托庇于官绅和豪强之家，伪立契约，假称土地已典卖，自己沦为佃户，实则仍在原有的土地上耕种，但要把收获物的一部分交给官绅和豪强之家。
士绅们大肆兼并土地势必直接影响国家的税收，赵昺也以为这是赵匡胤当初所始料不及的，却也催生了新的矛盾。国家财政上的压力增加，使得赋税不断增加，让社会陷入动荡。而自耕农和平民地主的破产，导致官民矛盾激化，官逼民反的事件不断。
不过赵昺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就是许多的‘草寇’打出的旗号如《水浒》中宋江一般，反朝廷不反皇帝，这么有意思的事情他研究了一番后才明白其中缘由。
因为土地兼并日趋严重，那些士绅地主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那么朝廷只能将税赋转嫁到那些平民地主和自耕农身上，因此官府如果欺压老百姓，一般来讲不会欺压佃户的，基本上都是欺压直接和政府有关系的人，也就主要是这两种人。
而享有优免权的士绅们，同样是社会各阶层中被反感最厉害的群体。不是因为他们富，是因为他们有特权。他们那时是不是社会最富的人很难说，但是他们不交税，税就压在别人头上了。正因为士绅阶层就是一个依靠官府、依靠朝廷最密切的阶层，所以反士绅几乎就等同于是反朝廷。
此外宋朝发生最多的除了民变，就是所谓的‘佃变’和‘奴变’。咱们看《水浒》就知道，庄主和庄客关系好，就可以造反，如果庄客和庄主本身闹得一塌糊涂，怎么可能造反？庄客如果要造庄主的反，一般来讲也不会跟朝廷过不去，甚至很多奴变、佃变还愿意去官府告他们的主人，说他们的主人想谋反，倒像是朝廷的拥护者。
赵昺从诸多案例中发现凡是最容易发生佃变的地方，都很少发生民变。他琢磨了很长时间才捋清了其中的关系，因为民变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老百姓要抱团。而佃农多数即无田地，也没有其它生产资料，只能依附于地主，靠自己仅有的劳动力为地主耕种，是所谓“庸作奴婢”，对地主的依附十分严重。
所以那时佃农如果造反，基本是跟着地主一起造反。讲得简单一点，是地主带领佃户一起造反。不是佃户和地主做斗争，而是地主带领佃户一起和朝廷做斗争。如果地主不造反，一般来讲佃户不会造反，如果造反也就是骚扰主人。因而所谓的主佃矛盾并不会导致佃农们造朝廷的反，而凡是造朝廷的反，又皆和官逼民反有关，都和官民矛盾有关。
如此说来官民矛盾里面，基本没有佃农，而是自耕农。而这些小地主之所以要造反，是因为他们没有特权，要承担皇粮国税，还要依其户等到各级政府分轻重不同的差役。可佃农不承担钱粮，只承担地租。而他们往往又被有特权的人敲诈勒索，所以他们会造反。且他们有很多佃户，在地方有很多势力，甚至有自己的土围子，但土地带不走，佃户也带不走，所以他们也不愿意流动，便占山为王、打家劫舍、杀官造反，成了所谓的土寇。
赵昺理解的另一个矛盾就是皇帝与朝廷之间的矛盾，且这种矛盾贯穿了宋朝的始终，此也是各种矛盾中最为深层次的问题，导致双方明争暗斗不断，最终大家一起完蛋。而此次事件的爆发，他以为也不外乎如此，马场不过是引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