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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军队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保障。之后又将这个经验四处推广。许昌屯田成功后，他将经验向全国推广，每年粮食产量已经达到了几千万石。
定都邺城后，由于局势的稳定，除了屯田之外，曹操将普通农田的税收加以制度化：普通的耕地要求每亩收租四升，每户每年再缴纳两匹绢、二斤绵，除此之外不得擅自征收。自此，屯田成为惯例，他及此从强大的北方军阀中脱颖而出。这一看似不经意的举动，成为他统一北方的关键步骤。
而曹操也最早意识这条规律：战乱时期，最擅长筹措军费的人，就会成为最后的赢家，统一北方后，曹氏的魏国已经到了人人谈论发展经济，讨论如何获得更多粮食的地步。在这个阶段，精通各种经营的能臣辈出，经济头脑已经成为谋士必备的素质之一。
在三国的竞争中，曹魏也是最重视粮食生产的一方。为了快速生产粮食，政府招募大量的流民，令其耕种土地，这些人称为屯户。按照当时的规矩，如果屯户自己有牛，种地的粮食就和政府对半分；如果屯户没有牛，由政府提供牛，那么种出来的粮食由屯户分四成，剩下的六成给政府。而政府则保证这些屯户不缴其他的税，也不服兵役。屯户的生活反而比普通的农民还要舒服。
江东在战争对经济的破坏小，意味着孙吴并不迫切需要屯田；而门阀势力更强大，意味着皇帝的命令无法贯彻得那么彻底，行政效率更低下。但孙吴政权仍然进行了一定的屯田工作。由于曹氏统一了北方，江淮一带成了争霸的主战场，孙吴的财政需求也在增加，故而陆逊上表请求屯田。孙权亲自劳动，鼓励农耕，也获得了一定的效果。
在三国中蜀汉的地盘最小，也有过短暂的屯田。丞相诸葛亮平南蛮，开拓了云南市场；他在四川也大力务农；在陕西境内，也有计划进行屯田，以供征伐，同时姜维在甘肃境内进行了屯田。然而，蜀国的粮食却浪费在了连年的北伐战争之中，这些战争大都没有结果，几乎每一次撤军，都受困于粮食的不足和运粮的困难。且蜀国缺乏应对危机的物质基础，最终蜀汉成为最早灭亡的国家……
赵昺的发家史是从两艘被其引进浅滩的元军战船开始的，其后他又攻取广州和泉州，也可以说是变相的劫掠财政。彼时他甚至对这种来钱快的买卖十分惬意，甚至有一旦在琼州无法立足就转行当海盗，专干这种没有本钱的买卖的念头。
行朝同样如此，失去了大片国土后，财政开支只能依靠逃出时携带的资财和爱国人士的捐献，随着流亡日久也将耗尽，没有了银钱支撑，别说招募新军，吃饭都成问题。也幸亏赵昺醒悟的早，知道仅靠劫掠和捐献是难以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行朝也就是形如流寇，早晚要灭亡的，所以赵昺在继位后一直谋划将行朝迁往琼州。
但是这条路也是走的十分艰难。赵昺十分清楚自己继承了大宋的衣钵，获得了前朝的‘统治权’，却也继承了前朝政权积累下的诸多毛病。虽然只是个流亡政府，可政权内部结构盘根错节，形成了巨大的惯性，这样的政权不可能重新设计政治和经济制度，只能在前朝的基础上做些许的改变，政权也就只能是维持式的，而不是革新式的。
赵昺在依靠忠于自己的帅府军和近臣的支持下削弱相权，确立了皇权主导地位后，想到的就是自己要想保持皇权独立的状态，就要控制财权，从而才能进一步左右朝廷的走向。所以他利用陆秀夫急于解决财政困难的心情，半强迫的与其达成协议，获得了盐税的分成和吸引人口进行民屯等经济政策。
与此同时，赵昺又利用事务局的特权，大肆进行走私和海贸聚起了大量的财富。而朝廷获得的财政收入一直处于饿不死也撑不着的状况，必须依靠向内藏库借贷才能维持运转，如此便又借机让总计司参与朝廷的财政，控制了钱物的走向，迫使朝廷不得不与其在政治问题上向他妥协。
当然手中有钱，也让赵昺可以壮大自己的私军——御前护军和事务局，拉拢行朝中的臣僚，掌握了人事权，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让他更加深信财政为王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