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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李谦虽然当下处境不佳,但是毕竟位居中书平章。中书省向来为历朝皇帝直属的中枢官署,政权执政中枢部门,不过历朝历代中书省的职权相似,但并不尽同。
比如宋前期的中书省仅存空名,与门下省并列于皇城外两庑,所掌只是册文、覆奏、考帐等例行公事,宰相办公处称中书门下,中书令不真拜。中书舍人亦为寄禄官,不起草诏命,而另设舍人院。中书舍人亦为寄禄官,不起草诏命,而另设舍人院,置知制诰或直舍人院以掌外制。
元丰官制改革,将中书门下职权分属三省,恢复“中书取旨、门下覆奏、尚书施行”的唐制、并任命实职省官。同时废舍人院。中书令仍虚位,以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之职,与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并为宰相。然因三省分权制影响行政决策效率﹐实行中改变为由宰﹑执事先共议于政事堂﹐奏准后以”三省同奉圣旨”行下。南渡后,中书省与门下省再次合并为中书门下省,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改称右丞相,中书侍郎改称参知政事。
元世祖忽必烈以前﹐大蒙古国以札鲁忽赤掌政务﹐大札鲁忽赤是最高行政官。随着蒙古统治地域的扩大,在中原和西域各地区颁布政令以及征收贡赋、任免官吏等事,都需要行用文书。窝阔台南征驻跸云中时,仿照中原官称,必阇赤长分别称中书令和中书左丞相、右丞相,同时将必阇赤机构称为中书省。但这只为适应统治中原汉地的需要而权宜使用中原官名﹐并未成为蒙古国的定制。
中统元年忽必烈即位后,始采用中原官制,设立中书省以总理全国政务,为最高行政机构。其设官沿袭金尚书省之制,长官中书令由皇太子兼任,未立皇太子时则缺。实际长官为右丞相、左丞相总领省事,统率百司。平章政事四员,为丞相之副贰;右丞、左丞各一员、参知政事两员为执政官,统称为宰执。因门下、尚书两省皆废,故中书省较前代尤为重要。
后因阿合马被杀事件,忽必烈一度废除中书省,恢复尚书省掌权,真金继位后为了提高汉臣的地位,又再行恢复中书省,安置汉法派官员,以巩固自己的帝位。但又为解决财政问题,又不得不启用桑哥,导致中书省地位下降,尚书省位置上升。
李谦虽然失势,人微言轻,但职位终究还在,作为宰执的一员,还是有权参加议政的。所以他比其他人对国事的了解要远超常人,加上与大汗真金的良好关系,又能接触到机密之事,知晓当前战事详情,甚至比些宰执更多也就不奇怪了。
李谦可以称得上当代大儒,学识渊博,又曾辅政,参与决策,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因而对于现下的战事做出清晰的分析也就顺理成章了。他的话虽然没有说服殿上的所有人的,但是已经取得了大多人的认同,尤其是大汗真金和安童,这让紧迫的形势发生了转机。
经过密议后,大家达成了共识。认为以南朝当前的兵力和财政状况不足以支撑全面的对元战争,应该是一场意在改善江南被动的防御态势的局部战争。现下虽然是进军神速,攻势猛烈,主要还是己方两淮兵力抽调过多,导致防线薄弱。且事发突然,各地疏于防备,使得己方一溃千里,连连失地。
但是随着宋军深入两淮腹地,战线被不断拉长,补给线也随之延长,需要派兵留驻收复的重镇,会进一步削弱其本就不充足的兵力。而己方在最初的慌乱后,各地也会有所提防,签征兵力加强戒备。如此一来宋军强劲的攻击势头会被逐步遏制,也为朝廷调动兵力增援赢得时间。
基于李谦的论断,大家认为淮西的宋军主要目标是襄阳和寿州,且分别从鄂州和江州、芜湖出兵,路途遥远。两地得到预警后便会加强防备,宋军想一战而下是不可能的。但他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以宋军的攻坚能力,襄阳尽管城高壕深,可终归缺乏可战之兵。而己方即使当下调动兵力千里驰援,恐怕也难以赶到城破之前赶到。
真金等人皆以为淮东方面局势最为严重,盱眙已经失守,山阳也危在旦夕,宋军随时可以北渡黄淮进入淮北地区,进攻南朝的南京商丘,甚至东京汴梁。但他们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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