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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周皇帝郭宁自崛起以来，天天喊着要广积粮高筑墙，却总是被时势所迫，一路狂飙猛进。直到这两年里，周边局势不那么动荡了，他才能消停下来，着手安稳治国。
皇帝决心要缓步徐行，部下们自然也不反对。那么多人踏着尸山血海挣扎多年，也确实想要缓一缓了，所以大周在北疆的经营一直都很谨慎。
起初各方将帅盘算着，怎么也得把控制区域推回到界壕沿线，恢复三个招讨司的控制区域，至少得把昌州收回来。后来经过推算，觉得在草原上重新恢复防线，修复那数千里边墙界壕，四百多个军堡，简直是个吞噬钱粮物资的无底洞。新朝肇建之时，多少事情要办，多少黎民百姓嗷嗷待哺，实在没这個财力去维持。
纵然挤出一些财力……朝堂上的群臣请愿将之投入到海上贸易搏取利润，实在不乐见无谓的消耗。
更关键的是，大周的军事体系，也不兼容这样的防线。
大周的军队，在许多方面都沿袭了金国崛起初年的优势，既所谓骑兵、重甲、弓矢、坚忍这“四长”。要保持这四个特长，就需要给每一个士卒极尊崇的地位、极优厚的待遇、极艰苦的训练、极完善的装备，于是军队的总规模就有难以逾越的上限。
当年的定海军，现在的周军，正军的员额始终就没超过二十万。只消这二十万人兵强马壮，以这之控制广袤领地，并保持对敌国的巨大威胁，是可行的。但若把二十万人填进一处处军堡，连个水漂都打不响。
金国与蒙古对立以后，不断抽调各地猛安谋克维持界壕防线，结果呢？
各地猛安谋克先被抽空，然后是镇防军、射粮军，再接着开始强行征发汉儿壮丁。那么多人填进防线了，又有什么意义？
没有足够数量而反应迅速的精锐部队为依托，一处处数百人规模的军堡，只能蒙古骑兵面前引颈待戮，不断的死，不断地填补，然后继续死，整个防线不是扼制蒙古的绞索，反而成了大金国持续失血的致命伤口。
有了女真人作为前车之鉴，大周并不急于恢复对草原上的军事控制，大周的北疆防线力求稳固，却暂时不介意纵深如何。
但由此，也产生了一个让满朝群臣都有些尴尬的问题，那就是皇帝出身的昌州，还一直留在蒙古人手里。
郭宁本人对此并不介意。他在昌州自然是有很多回忆的，但要说那些回忆有多么美好，他对边疆血火生涯的感情多么深厚，倒也未必。
可朝中的儒臣们，对此难免耿耿于怀。道理很简单，大周皇帝的父母，都葬在昌州，哪有儿子做了皇帝，却把父母扔在异域不管不顾的？建国都三年了，皇帝的亲爹该追封，该定下谥号庙号，该修建陵墓……这些事本该是隆武元年就办好的，哪有一直拖延下去的道理？
这些事情，全天下多少人盯着呢。陛下你也时常拿自己汉人身份说事的，那就拿出点汉家文治的体统啊，咱们大周朝不能总是草台班子的粗疏模样！
大周建立以来，武风极盛，而且北方汉儿在异族治下百年，也确实有些沾染胡风。但要平稳治国，终究离不开读书人，而读书人也总有点他们执拗的地方，还喜欢上纲上线，把某些事抬到特殊的高度，时不时就折腾出一点动静来。
以孝治国是汉唐以来的治国纲领，也是绵延千载的政治正确，郭宁不是凉薄之辈，也赞赏文臣们的忠心，于是示意儒臣们且把嗓门降下来，免得让蒙古人听到了风声拿捏皇帝，同时，他也示意北方的将帅们对控制昌州的蒙古千户多下点工夫，以便后继有所动作。
昌州作为当年大金国的北疆重镇，本身便受关注，而且青盐还是北疆和草原的紧俏商品。所以也里牙思并没想太多，结结实实地过了两年好日子。
两家的合作一直顺利，大周也时不时派遣官员前去，商议许多合作的细节；次数愈多，也里牙思愈是习惯，还曾派人去缙山采买，双方往来几乎形成了规律，明面上是剑拔弩张的死对头，暗地里却是共同发财的好伙伴。
这次，缙山方面提前半个月就通知了也里牙思，会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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