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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年女师大学期考试中，庐隐和苏雪林的成绩最优，姐儿俩均是性格高傲。
庐隐的成绩虽好，可时常没钱，因为母亲根本不在经济上予以支持，还动辄责备，不赞成她读书，庐隐说自己是“有家归未得”。
那时候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陈独秀的《新青年》宣传新思想、提倡白话文，号召推翻封建礼教，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大腕云集北京，成了青年学生的偶像。
庐隐与生俱来的叛逆精神被彻底唤醒了，她愉悦地接受了新的学说，积极参加各种演讲会，一位女同学在讲演会上大讲恋爱自由，多数人嬉笑，庐隐站起来大力支持，被同学戏谑为“新人物”。
因为热衷于各类活动，她还被选为学生会的干事，经常到其他大学参与导师座谈会。她与学生会主席王世瑛、陈定秀和程俊英年龄相仿、志趣相投。四人自制统一服饰，出入相随，形影不离，颇有游侠味，庐隐骄傲地说：“我们四个人就像战国时代的四公子，我是孟尝君。”
苏雪林在《关于庐隐的回忆》里说：“庐隐到了北京以后好像换了一个人，走路时跳跳蹦蹦，永远带着孩子的高兴。谈笑时气高声朗，隔了几间房子都可以听见进出时身边总图绕着一群福建同乡，叽叽呱呱。讲着我听不懂的福建话。”
……五四运动后，庐隐‘务外’的天性好像得了正当的发展，每日看见她忙出忙进。不是预备什么会的章程，便是什么演讲的草稿，坐下来静静用功的时候很少。……庐隐虽然不大爱用功，而天资聪明，功课成绩总列在优等。每遇作文时，国文教师发下题目，别人咿唔苦吟，或终日不能成一字，庐隐坐椅子上，低着头，侧着身，飕飕笔不停挥，顷刺一篇脱稿。她的笔记从不誊录第二遍，反比我们的齐整完全。她写得一笔颜体大字，虽然无甚功夫，却也劲拔可爱。她爱演说，每次登台侃侃而谈，旁若无人，本来说得一口极其漂亮流利的京话，加之口才敏捷，若有开会的事，她十次有九次被公推为主席或代表……”
1919年初冬，庐隐在北京学界福建同乡会成立大会上，结识了郑振铎、郭弼藩（梦良）等人。郭梦良当时是北大哲学系学生，古文根底好，颇有才气。
大学时代的同乡会最容易引出情感问题，而且多半是毕业之后就分手的悲剧，在中国上百年来都是这样，庐隐与郭梦良更是悲剧中的悲剧。
这群福建的才子才女为弘扬五四精神，决定创办《闽潮》杂志，大家推选郭梦良任编辑部主任，庐隐为编辑，两人在工作上有了更多的交流。
“五四”运动后思想界一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均有不少拥趸者，李大钊先生的“社会主义研究会”也吸引了不少人，郭梦良和庐隐属于中间派，他们既觉得社会主义有道理，又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性，庐隐认识到“一个人在社会上所负的责任是那么大”，“下决心做一个社会的人”。
这时候，她的未婚夫林鸿俊大学毕业了，在山东糖厂谋了个工程师，高级白领待遇。林鸿俊写信来要求庐隐与其成婚，说自己现在已经有实力担负起家庭责任了，妹子你委屈了这么久，以后跟着我享福，另外北京学生运动胡乱折腾，北洋军阀不好惹，在这世道下咱过个小日子就行。
其实林鸿俊是个勤奋上进的好青年，他还对庐隐谈了人生规划，准备报考高等文官，以求更高建树。
庐隐此时的想法完全变了，她对好友程俊英说：“我羡慕英雄，我服膺思想家”，“林来信总讲他目前的地位、收入、享受，太庸俗了。我已经回信，请他另找高明。”
当初仗义订婚的是她，现在执意要解除婚约的还是她，才女处世，就是不走寻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