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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了丈夫的一巴掌，苏青至少明白了这么一个道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女人先有了事业，才能讲人格独立。
她决定找份工作，买来许多报纸看上面的招聘广告，并认真写了“自我推荐信”一份份寄出去——可惜她辍学后并没拿到大学文凭，人家根本不理。
1935年的上海是林语堂“论语派”的黄金年代，《论语》、《人世间》、《宇宙风》、《文饭小品》等刊流行，“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不谈政治只论幽默，要知道那时日本占了我东三省又想吃华北，国脉如斯，林大师此等闲情雅致，极大地引起了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阵营不满，双方时常论战。国家大事苏青管不了，她只是想好好过日子，既然《论语》提倡“性灵、自我”，何不以自身经历写写小文赚点稿费呢？生女儿那段时间公婆的态度先后之对比涌现在心头，她立马提笔写了篇短文《产女》寄给《论语》：古国古礼，无子为七出之一。为女子者，无论德容言工好到怎样程度，可是若生不出儿子的话，按理据法，就得被丈夫逐出去；即使“夫恩浩荡”，不忍逼令大归，就得赶快识趣，劝夫纳妾图后，自己却躲在“不妒”的美名下噙着眼泪看丈夫和别的女人睡觉……一女二女尚可勉强，三女四女就够惹厌，倘若数是在四以上，则为母者苦矣！
时任《论语》的主编陶亢德读后击节赞之，认为是“女性独立意识的苏醒”，改篇名为《生男与育女》，刊在6月16日的《论语》上。
苏青得了5块大洋的稿费，自信大增，又发表了《我的女友们》：“女子是不够朋友的。无论两个女人好到怎样程度，要是其中有一个结婚的话，‘友谊’就进了坟墓。”
现在看来，简直是至理名言。
陶亢德慧眼识英才，屡次向苏青约稿，并推荐给其他编辑朋友。苏青一发不可收拾，又在林语堂的《宇宙风》上发了不少文章。1937年，苏青正式起了个笔名“苏青”，以后一直沿用。
苏青自己赚钱自己花，爱买啥买啥，与丈夫的感情仿佛又好了起来，这年她又怀孕，生了第二个女儿。同年7月，抗战爆发。接着淞沪会战失利，上海沦陷，成了“孤岛”。
李钦后并不属于热血青年，因此没上战场，1938年，他辞去教师工作，投资成立了家律师事务所，像模像样雇了几个人，俨然当起了小老板。也是运气使然，他连打了几个不大不小的官司都赢了，在上海滩也算有了点小名气。
钱赚得多了，回家的脸色自然好看，老婆一只妙笔又能换来银子，两口子颇为恩爱，用苏青自己的话说，这段时间“算是结婚以来最幸福的阶段”。
幸福总是短暂的，在接下来的两年了，苏青再生了两个女儿，如她自己当初所写“一女二女尚可勉强，三女四女就够惹厌，倘若数是在四以上，则为母者苦矣”。李钦后全家都认为是苏青的肚皮不行，现在不是能不能赚钱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儿子传宗接代的问题了。李钦后则是经常留恋烟花场地，苏青一气之下，与丈夫分居。
小两口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相处，一个律师一个作家，平时各忙各的，回家也是冷战，可有时候又温存一番，应该说苏青对李钦后还有着很深的感情，这年又怀了个孩子，生下来后欣喜若狂，是个儿子！
可惜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小鬼子对同盟国正式宣战，上海滩的租界也被日本兵控制，李钦后的律师事务所被迫关门歇业。
危难时刻见真情，两夫妻终于和好，可李钦后没了收入，家庭经济很快陷入困局，小女儿也因患上急病夭折。除了大女儿在宁波爷爷奶奶家外，老公和三个孩子一个保姆都得靠苏青写作来维持生计，苏青回忆道：“日间我带领两个孩子，晚上写文章，稿费千字二三十元不等，我常常独坐在电灯下一直写到午夜。暑天的夜里是闷热的，我流着汗，一面写文章，一面还得替孩子们轻轻打扇，不然他们就会从睡梦中醒来，打断我的思绪。等我写完已经快要到五更了。”
在苏青为了这个家庭疲于奔命的时候，丈夫李钦后居然与邻家主妇勾搭到了一起，对方老公捉奸后羞愤难当离家而去。苏青得知此事后对丈夫彻底失望了，提出离婚。李钦后先是不同意，分居了很久之后，眼见老婆文名日盛，甚至得到上海一干“达官贵人”的青睐，再也不敢嚣张，灰溜溜接受了离婚协议。
十年婚姻，就此了断。失去了爱情，苏青无可慰藉，几乎偏执地要孩子的抚养权，结果法院判给了她三个孩子，二妹、三妹和小弟。
李钦后尽管仍在上海滩混着，却从苏青的世界里面消失了，因为苏青接下来认识的人档次越来越高——尽管都是些汉奸。
多年后新中国成立，李钦后因其才学谋到了一份法院的工作，后因贪污罪遭到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