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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在京城里一待就是十几天，除了派人分拨拜谒朝廷大员外，他们还就地展开宣传工作，清末设在京城的同乡会馆极多，而这些请愿团的人大多是本省德高望重的士绅，咨议员等，他们一呼应，那些同乡会的人自然极为响应，所以沿着这条人情脉络，更多的人知道了请愿的事，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一传十，十传百，就这样，请愿的声势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京城报纸也闻风而动，大肆宣传请愿运动的政治主张，而且态度也**裸的站在请愿团这一边，既然是抨击政府的“好差事”，这些报纸根本不分青红皂白，骂政府的骂政府，力挺的力挺，一下子京城就像泄洪闸口一般，“速开国会”的呼声顿时水涨船高。
宣传起到的作用堪称立竿见影，不少人都加入了请愿团的队伍。到京城的生意人，外城的汉族居民，甚至内城里的八旗也纷纷响应，请愿团的队伍像滚雪球越来越大，从一开始的百人，慢慢发展到几千人，并且人数还在不断增加，请愿团的声望在京城民间达到了顶峰的状态。
这还不算完，如果请愿团此前的诉求还仅仅局限在民间范围内，那官僚阶级的分化倒戈，就让请愿团的声势再次壮大的不少，督查御史江春霖对请愿诉求表示同情，答应上书朝廷，请求速开国会，与此同时，更多的中低层官员也纷纷倒向了请愿团这一边，这样上达天听的渠道就从内部打开了。
当然，能让官员这么快的倒戈，还要靠另外一个人的功劳，清廷宪政编修馆的主要负责人，杨度。
杨度不仅是清廷宪政领域的座上宾，同时还是一位极端推崇君主立宪的行动派，不但和顶级官员阶层有广泛的接触，与海外的梁启超还是密友和同知，曾言****，共和，皆不适合现下之中国，维君宪是万全之策。在他的鼓动下，早在1907年朝廷就任命他翻译西方宪政书籍，主持草拟宪法大纲的工作，清廷之所以后来宣布施行立宪国体，杨度功不可没，所以，借着请愿团的呼声，他也站了出来，在官方法律领域赞成“速开国会”的请求。
在聚集好新一轮的人马后，请愿团派出了浩浩荡荡的代表，一起赶赴此前吃了闭门羹的都察院，再次请求都察院为他们代为上奏，面对着堵在门口的几百个人，这种情况下，都察院只好点头同意，答应将这些请愿书一同上奏。
所以当这份请愿书，连同着十几份官员奏折一道摆到载沣桌子上的时候，作为帝国最高负责人的他，不可避免的知道了这件事的整个经过。
他的第一反应是，抗拒。
前有民间呼声，后有官员不断上奏，众人高声疾呼，把朝廷推到了民意的对立面，这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让载沣潜意识里有种担忧。
每个王朝轮替之际，总会有底层的人来颠覆上层，而以下逆上，朝廷威严何在？既然说好了九年立宪，现在又另起炉灶，最起码公信力的又何在？没有威信，没有公信力，那还叫一个实际存在的政府吗？
载沣的脑袋有些微微发涨，但让他真正感到压力的是紧接着的另外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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