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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把朝廷大权夺回到自己的手中。当时民谣说：“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刘太后贬黜丁谓大快人心，但她没有采纳民谣的另一半，她与寇准的从政风格都有点自以为是的倾向，两人是无法合作的。
对刘太后的治绩，《宋史》有一段大体公允的评论：“当天圣、明道间，天子富于春秋，母后称制，而内外肃然，纪纲具举，朝政无大阙失”。
当然，在她垂帘听政十余年间，也倚用宦官、放纵外戚，这往往是母后临朝的孪生现象，但毕竟没有达到危害朝政的程度。以宦官而论，尽管后人说她“制命出于帷幄，威福假于内官”，但她重用的罗崇勋和江德明，还没有资格列入《宋史?宦官传》，可见其危害不大。
至于外戚，因她本身就没有盘根错节的家族基础。其兄刘美在她垂帘以前已经去世。外戚中唯一位至执政大臣的是钱惟演，他把妹妹嫁给了刘美，后与得势的丁谓联姻，是一个专攀高亲的无耻之徒。他在真宗生前就是枢密副使，太后垂帘后升枢密使，但不久就以太后姻亲“不可与机政”的理由，被解职出朝。后来他两度谋取相位，都遭到朝论的强烈反对，御史鞠咏甚至表示：倘若相惟演，就当朝撕毁拜相诏书。刘太后也终没敢让他圆上宰相梦。
女主听政。在中国古代总不为正统观念所认同，因而王曾力争一个“权”字，刘太后在垂帘之初也不得不许诺“候皇帝春秋长，即当还政”。天圣七年，仁宗已到及冠之年（二十岁），但刘太后丝毫没有还政的动静。于是，其后几年，内外臣僚要求仁宗亲政的呼声越来越高，对这些奏疏。刘太后或是不予理睬，或是借故把建议者调离出朝，将大权一直攥到去世为止。
在宋人记载中，颇有刘太后准备效法武则天的说法。明道二年。她打算穿着天子衮冕谒见太庙，参知政事薛奎问她：“大谒之日，究竟作男儿拜，还是作女儿拜？”但她还是穿戴经过改造的皇太后冠服谒拜了太庙。当她命有关部门撰著《谢太庙记》时。却遭到了抵制，认为皇太后谒庙不能作为后世之法。
刘太后也曾试探性地问大臣：“唐武后何如主？”以耿直著称的鲁宗道毫不犹豫地回答：“唐之罪人，几危社稷！”她默然不语。有讨好的臣僚建议仿武后故事立刘氏七庙。她询问宰执，鲁宗道反问她准备拿嗣君怎么办，于是她只得作罢。三司使程琳献《武后临朝图》以为迎合，它掷于地上，说：“我不做这种有负祖宗的事！”据说，她临死前对着仁宗拉拉自己的天子衮冕，似乎欲有所言，大臣薛奎认为她在示意穿着天子衮冕不能见先帝于地下，仁宗命改用皇后冠服入殓。
虽说刘太后未必不想效法武则天，但宋代限制女主和外戚干政的家法十分森严，大臣、台谏和其他臣僚得以援引谏阻，使刘太后纵有其心也无其胆，以致她不得不表态不做有负祖宗的事情。晚年，她召见曾反对她预政的李迪，问道：“我今日保护天子至此，你以为如何？”李迪心悦诚服的表示：当初不知皇太后盛德乃止于此。
刘太后是一位有功于宋朝统治的女政治家，史称“虽政出宫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大体说来，她的政治才干与政绩绝不在其夫真宗与其子仁宗之下，其临朝时的个人品德也应基本肯定。在她听政的天圣、明道时期，不仅恢复了真宗咸平、景德年间的发展势头，还为仁宗庆历盛事奠定了基础。
明道二年，刘太后去世。宋仁宗这才知道自己并不是刘太后亲生的。原来，她的生母李氏是刘皇后的侍儿，因为长得肤色明丽，真宗让她侍寝而怀上了孕。孩子生下后，刘皇后夺为己子，让杨淑妃抚育。他从小叫刘皇后为大娘娘，叫杨淑妃为小娘娘。
李氏因为地位低下，不敢理论，默然杂处宫嫔之中。人们都畏惧刘皇后，也没人敢说明真相。仁宗即位，刘太后让李氏去为真宗守陵，隔绝这对亲生母子，以确保自己的权力。同时访得她失散多年的兄弟李用和，让这个衣食无靠的凿纸钱的小工当上了三班奉职，步步升迁，做得也并不十分绝情。
李氏是明道元年去世的，死前虽进位宸妃，但刘太后仍打算以宫人之礼在宫外治丧。宰相吕夷简不以为然，太后大为不满，夷简从容道：“不为刘氏着想，我不敢说；倘若考虑刘氏，丧仪自当从厚。”太后终于感悟，用一品礼和皇太后服入殓厚葬。
刘太后一驾崩，有人就对仁宗添油加醋的说李宸妃死于非命。血浓于水，仁宗在下哀痛诏自责，尊生母为皇太后的同时，派兵包围了刘氏第宅，亲自哭着开棺验视，见生母穿着皇太后的冠服，在水银的养护下肤色如生，才感叹人言不可信，说：“大娘娘平生分明矣！”其后对刘氏恩礼益厚。这段历史后来演变为“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和戏曲，但把刘皇后刻画为阴狠刻毒的典型，与人物原型相去太远。刘皇后在这一问题上虽有自己的私心和不当行为，但对李氏的所作所为并没有灭绝天良。那些都是小说戏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