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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派遣的调查组接替，大家有冤的伸冤、告状的告状。皇帝陛下还专门下了罪己诏，承担了监察不利的责任，要求大宋所有州府不许再出现类似情况。
至于说那位朝廷重臣是谁，报纸上没明说，但有些事不说大家也明白，除了手握兵权的摄政王之外，谁还能有这么大权力。
如果说以前也有很多宋人，尤其是老派读书人不喜欢摄政王，那是因为新政剥夺了他们的一部分特权，但对老百姓还是有利的，民间对这位大宋第一功臣唯一的非议只是杀伐过重。
但这件事儿一出，舆论就对摄政王非常不利了。以前杀伐过重基本都是对外族和敌人，要是连自己人都下狠手往死里折腾，谁还能说个好？
不光旧文人，部分地主士绅，连带着当地百姓都对摄政王开始了口诛笔伐，认为此人不除，大宋就永无宁日。至于说他对国家的功绩，也不是忘了，而是暂时选择性失忆。
也不是所有人都这么绝情，在目前的大环境下，真的有人在报纸上为摄政王鸣不平，认为主要责任并不能全怪到一个人头上，应该是手下人欺上瞒下。
为了说明自己的论点，还例举了当年在甘凉路、大名府以及幽州的很多事例，以此证明摄政王谈不上爱民如子，但也是个很讲道理的人，不会如此乱搞，更不会为了侵占田亩、收敛钱财害人性命。
想要土地北方有上百万亩土地没见他侵占一亩，想要钱，大宋最赚钱的行业基本都是他弄出来的，犯得着舍本逐末嘛，此事必有冤情！
有这种见识、能理性分析问题、并敢于公开发声的，多来自两个比较庞大的群体。打头的就是长江学院的学生，甚至连一向对新政有意见的研学会也改变了立场，站在了为摄政王喊冤的队列里。
随后声势更大的则是各地商会，尤其是沿海州府的海商群体。刚开始他们没敢发声，见到长江学院学生的文章之后才后来居上。
商会有丰富的社会关系和组织能力，相比一村一县、一州一府的地主、士绅更团结、更会集体运作。比起旧派文人他们有的是钱，也更会花，效率非常高。
谁声音最大呢？商人们早就习惯了报纸，甚至很多地方性报纸就是他们办起来的，在如何使用报纸上也算大宋最明白的群体了。
从福建两省开始，沿海各地的报纸很快就调转了舆论导向，从讨伐大奸臣、大权臣、为百姓鸣冤，变成了深入分析这次事件的具体责任，话里话外就是要替摄政王推卸不该属于他的责任。
一方说摄政王是国家的祸害，一方说摄政王是国家的保护神，两边吵得不可开交。吵着吵着风头又变了，主题从摄政王的问题上变成了互相攻讪。
谁出头为摄政王鸣冤，就会被持对立态度的报纸抹黑，恨不得把人家祖宗八代都挖出来晒晒，屁大点的问题就能被放大好多倍。
商人和学生们也不含糊，要论这套街坊吵架的本事他们说是第二，就没人敢说第一。反正现在也没人能因言获罪了，敞开了招呼吧。
这下可热闹了，前两天还在报纸上人模狗样、侃侃而谈的正义之士，转眼间就会被批的体无完肤、抱头鼠窜。相比起商人来，旧派文人在人身攻击的技术上真不占优势，只能依仗士大夫的传统优势勉强守住阵脚，不至于完全溃败。
这场大辩论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迅速席卷了整个大宋，就连海东国的蒋二郎和萧巫纳也能看到，三番五次派人过来询问洪涛是不是碰到了什么麻烦，需不需要派兵撑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