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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朝廷对吐蕃的第二次讨伐的建议自年前王忠嗣兵败之后便已经被提及了。这一次提及此事的是玄宗。在玄宗看来，石堡城之败是扇在脸上的一记耳光，响亮而火辣。大唐气势汹汹调集重兵去惩罚吐蕃人，结果反被吐蕃人教训了，这简直比吃了吐出来的食物还让人恶心难受。
叱咤风云数十年，自认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圣君的玄宗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自从他即位之后，大唐王朝蒸蒸日上，四海升平万方来朝成为宇内第一强国。但这样的丰功伟绩也让玄宗从当年那个英明睿智勤勉谨慎的圣君变成了一个喜欢听溜须拍马喜欢歌功颂德的人。
正因如此，大唐的朝廷之中如今手握大权之人也大多为善于揣测圣意，善于歌功颂德阿谀奉承之辈。譬如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等人。王忠嗣所言的好大喜功，便是玄宗晚年最大的毛病。膨胀的玄宗接受不了任何一个失败，在他的想象中，大唐天军铁蹄所到之处，所有人都该跪地臣服，否则他便心情不悦，不将之征服决不罢休。
从一代伟人到刚愎自用的晚节不保者大有人在，历史和后世都有例子，倒也不必详述。总而言之，玄宗决意要对吐蕃进行第二次报复，找回丢失的面子，将吐蕃人打过来的耳光更为凶狠的打还回去。
对于玄宗的提议，群臣尽皆默然。陇右军和河西军新败，伤口尚在流血，此时再进行二次讨伐的条件并不成熟。而且朝中此时处于混乱之际，王忠嗣的论罪之事闹得沸沸扬扬，此时该想的是平息此败的余波，安定朝廷上下天下军民的心情，而非又进行一次随意的讨伐。
这一次连杨国忠和李林甫都觉得不甚妥当，他们是朝廷的当家人，玄宗可以随意的发出命令，但他们不得不掂量家底以及引发的后果。但玄宗已经下了决定，两人隐晦的反对也被无视。这两人都是聪明人，他们可不会像朝中的一些愣头青一般为了反对陛下的一些命令呼天抢地头破血流，在知道玄宗决心已定时，这两人不约而同的转变了口风，并积极的开始谋划此事。
这也是杨国忠提前写了密信告知王源透露消息的原因。杨国忠心里明白，陇右军和河西军遭受重创，本来讨伐吐蕃他们是最大的主力军，但现在新败之后连补充新兵都来不及便要再次讨伐吐蕃，陇右军和河西军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么这第二次的讨伐要想进行，便只能调动剑南军和远在昆仑山之西北的安西军。以玄宗的脾气，第二次的讨伐规模会比第一次更大，所以这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杨国忠是绝对不想让剑南军参与讨伐吐蕃的战斗的，王忠嗣这样的人物都在吐蕃人身上栽了跟头，杨国忠担心王源会葬送在吐蕃人的手上。王源可是杨国忠唯一的可以依赖的领军节度使，相较于李林甫有安禄山领三镇节度而言，自己已经寒酸的可怜。若是王源再败于吐蕃之手，那自己可就亏大了。
但这一切都是难以避免的，杨国忠明白，这一次剑南军是绝对要出兵的，所以他才写了密信通知王源，让王源做好心理准备。
正月底，王忠嗣的案子了结之后，第二次讨伐吐蕃的事情终于正式提上日程。在经过数日的商议之后，最终决定了第二次讨伐吐蕃的方案和日程。
这一次玄宗下定决心要让吐蕃人领教大唐的天威，他下令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率安西军以及所辖的土著兵马七万兵马为西路军，从昆仑山以西的大勃律国进入吐蕃西境，从西面对吐蕃发动进攻。临时从朔方军中调派一万人马归于河西陇右联军，以哥舒翰为帅，李光弼为副，整合两军近五万大军为北路军。北路军的目的便是再一次攻击扎陵湖和鄂陵湖一带。而王源的剑南军则为东路军，调拨山南西道和黔中道两道中仅有的一万兵马归于王源所辖，以六万大军自东往西攻击吐蕃国。
这一次是真正的大手笔，三路兵马近二十万人，大有踏平吐蕃人的势头。玄宗自己都为这个计划而沾沾自喜，但他却不知道，这近二十万兵马的出征将会耗费国库中的多少财物。这两次讨伐吐蕃之战几乎要耗空了大唐的国库。
朝廷的圣旨于二月初十抵达成都，王源早已等的心情焦躁之极。野牛城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已经有兵马在野牛城西南八十里外的牦牛河畔的牦牛城集结。敌军的探马出没于野牛城左近的频率也越来越高。甚至烽燧唐军守卫已经和吐蕃人的斥候小队有过数次的小规模遭遇战，这一切都预示着吐蕃人将会对野牛城发动进攻。而王源却无法赶去野牛城坐镇，只能在成都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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