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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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他说：天下财物百货，是有限的，不在老百姓手里，便在政府手中，如果增加税收，就是侵夺百姓财富，造成民穷国富，王安石并没有听进司马光的意见，而是在变法实践中，果然用各种办法，加重了地主、农民等的负担，从而解决了财政困难。这就使司马光与王安石的矛盾与斗争，越来越激烈尖锐，直到两人由莫逆之交，发展到互相攻击，最后变成老死不相往来的政敌。

    王安石的新法有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一面，也有不利于发展生产的一面；有有利于农民的一面，也有不利于农民的一面。司马光所看到和反对的，大多是不利于生产和农民的一面．例如当时争论最激烈的青苗法，既有限制豪强大地主放高利贷，残酷剥削农民的作用，但在发放青苗钱时，确实要收取农民百分之四十至六十，甚至成倍的利息。司马光其实并不反对打击与限制富豪的高利贷，而是反对向农民收取如此高的利息．他一再说，向农民发放钱粮，可以用常平仓的办法，不取或少取利息（可以收百分之十的利息）。其次是免役法．司马光早就主张改差役为雇役，王安石的免役法与司马光的主张大体相同。那么，司马光为什么又反对免役法呢？原因是免役法要向原来不服劳役的下户即农民及其他人，收取不少数量的免役钱。司马光认为这一政策，地主富豪有钱，可以应付，而贫民没有钱，穷于应付，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再次，是市易法与均输法，司马光认为这是与商人争利，不利于商品流通。最后是保甲法，司马光认为这会使农民不安心种地，而去练兵习武。由此可见，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是从其爱民，宽民和重农思想立场出发，反对新法中的苛民与伤农方面。把司马光说成是站在豪强大地主立场上，顽固地反对限制豪强大地主利益，恐怕是不准确，不全面的。

    另外，对于王安石在变法中的具体作法，司马光也有意见．主要是王安石“求治太急”，不够稳重，犯了急躁冒进的毛病．还有是用人不当，用了吕惠卿这样有才少德的“小人”。这些，司马光在给王安石的三封长信中，都作了详细的说明，说了自己的看法。然而王安石始终没有接受与改正。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应该给以客观的，公正的评价。他反对新法中不利于农、工、商业发展的一面，他反对王安石某些作法欠妥的一面，必须加以肯定．以王安石变法划线，不加具体分析地一概把反变法派加以否定，并且加上大地主阶层的顽固派、守旧派的帽子，是不公正的．实际上，围绕变法与反变法的争论与斗争，既不是要不要改革之争，而是改革什么，如何改革之争．这场争论，见仁见智，互有短长．他们是站在同一立场上，都是想为巩固和发展宋朝的封建地主政权服务。由于在如何才能巩固地主政权方面，出现了意见分歧，所以导致了这场争论与斗争。全盘肯定王安石变法，把它说成是代表中小地主阶层利益，说成是从发展生产着眼推行新法，是片面的．全盘否定王安石变法，把它说成是搞乱了天下而又害国害民，恐怕也是片面的。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本来应该是有利有节的，然而，由于司马光看问题带有片面性，加上朝野反对变法之声越来越高的影响，他也就越来越走向偏激，以至夸大了新法的错误和缺点，犯了形而上学地否定一切的错误。真理再向前跨一步，确实会变成谬误．象农田水利法与保马法等，司马光是可以不加反对的。然而他却盲目地反对了。今天，如果我们把司马光同王安石在九百多年前的分歧与斗争，说成是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也就过分了。

    自从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之后，新法逐渐变化，变成单纯地为了增加官方收入。因此，新法的法令不但推行困难，而且一部分已经名存实亡，实际上已经废除了。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必原谅司马光晚年所犯的错误。是的，废除新法已是大势所趋。但是，实行新法需要慎重、稳妥，废除新法也需要稳妥、慎重。苏东坡曾经劝告过司马光：“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这一忠告是多么地深切而有远见。但是，固执的司马光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他自认为废除仅有的免役法、青苗法、保甲法，决不可以慢慢来，而应该像救火、救落水者那样迅速、及时。这就使他最后犯了与王安石相同的急躁病，迫不及待地付诸实践了。后采成为著名奸臣的蔡京，善于投机钻营，他钻了司马光性急如焚的空子，在开封府五天之内就废掉了免役法。司马光自己清楚，他在世的时间不多了。他要抓紧时间。更主要的，他认为新法已经成为害国害民的弊法。废除弊法，是不必等待的。他有良好的动机与愿望，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司马光对待少数民族及其政权的立场和态度。无法摆脱汉族中心观和中原王朝正统观的影响。但是，他的进步之处，在于承认契丹族、党项族等当时的少数民族，可以有自己的独立和自由。司马光希望汉族统治少数民族，然而，他认为这种统治，既不应动辄用武力征服，更不应把少数民族当作奴隶。司马光认识到，当时我国北宋和契丹、西夏三分天下，宋朝既没有力量，更没有必要急于求得统一。因此，司马光主张对待邻国，必须采取和睦亲善的政策，而不能任意诉诸武力．他提出“交邻以信”，就是要以宋朝的威望，大国的气度，去感化辽国和西夏，使他们佩服宋朝。自然，司马光清楚，即使如此，邻国还有可能犯宋，这就同时必须加强战备，巩固边防．而巩固边防，不在于扩军，而在于选择好将帅，加强操练．这些看法和主张，应该说是附合客观实际的，也是基本正确的．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期间对西夏的战争．司马光认识到战争有百害而无一利，是劳民费财之举．所以，在他任相时，将变法期间侵占西夏的领土，应西夏的要求，还给了西夏．如果把这种主张和作法，称之为卖国和罪行，是不恰当的。且不论在今天看来，西夏和辽国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封建政权，就民族和国家而言，宋朝有权建立以汉族为主的政权，契丹和党项族也有权建立自己的政权．既然已经建立了政权与国家，就可以而且应该睦邻相处．西夏或辽国进犯宋朝不对，宋朝进犯西夏或辽国，难道就是正义之师司马光并不主张对西夏妥协、退让或投降，他曾经积极参与过对西夏的防守．他所反对的，是宋朝进犯西夏。把王安石称为企图统一中国的英雄，而司马光则被诬为投降路线的代表，事实上，王安石等好大喜功地主张对外战争，中国并没有统一，反而由于战争而损失了无数人力物力，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主张战争未必都是英雄，坚持和平未必都是卖国。我们不能跟着宋代人的大汉族主义和中原王朝中心观跑，而应有客观而科学的分析与评价。

    史学大家

    司马光一生的成就，与其说在政治方面，不如说在学术、著作方面。他的著述之多，使人为之倾倒。除现存的《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八十卷外，还有《滦水纪闻》三十二卷，《稽古录》二十卷，《通鉴节要》六十卷等等，这就在宇数上超过了《鲁迅全集》。如果加上《资治通鉴》那么，可以说司马光著述之丰，真可谓前无古人了．《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主编的不朽之作，共二百九十四卷。这部编年体中国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记述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在中国史学史上，该书的成就，地位和作用，无与伦比，在世界史学史上，也首屈一指。研究中国史，了解中国史者，不可不读《资治通鉴》。

    司马光早就想编一部简明系统的中国通史，苦于没有机会和时间．在和王安石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应该说，司马光着史，是其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间（1056年～1063年），他曾与刘恕商量说：“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旧说，成一家之言。”这说明他30多岁时，已酝酿出《通鉴》的规模。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历年图》25卷，二年后又呈《通志》八卷，说明他在政事活动之余，已进行撰写。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称赞、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自择官属，神宗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以示重视。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外，神宗还将颖邸旧书3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修书所需笔、墨、绢、帛，以及果饵金钱之费，尽由国家供给，为他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

    司马光著史，还选取了刘恕、刘触、范祖禹等人做为助手，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又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致，故能在编书中各显其才，通力合作。《通鉴》的成功，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但最终使《通鉴》达到光辉顶点的，还决定于主编司马光的精心著述。正如刘恕之子刘羲仲所说：“先人在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通鉴》的编写，大致分三个步骤：一、排列丛目；二、编写长编；三、删改定稿。一二两步，在主编指导下由助手完成，第三步则完全由主编一人完成。全书的发凡起例由主编拿出后，编写过程中的具体方法和原则，司马光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一、严格的选材。丛目、长编的取材尽量广泛，提出“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所选史料内容则着重在国家兴亡、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国借鉴，反映生民休戚的情况。这样，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诸如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传状碑志等总数不下300多种。长编长达650O多卷，3000多万字。

    二、精心的考异。只有真实才有价值，只有有价值才能具备借鉴作用。任何史家著史都要对史料进行考异，而司马光除将考异所选史料收入正文之外，又将各种不同的说法和鉴别理由加以逐条说明，著成《通鉴考异》30卷，与《通鉴》一起奉上。由于考异中“抉择幽隐，校计毫厘”的严谨态度，大大增强了史著的可靠性、真实性，《通鉴》以信史著称，离不开《考异》的辅翼作用。而这种著史方式，为后世史家沿用，清代以考证史实见长的乾嘉学派，正是沿着这条路子发展起来的。

    三、编制目录。《通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史实，是一部总计294卷的长篇巨著，为翻检方便，于修史同时编写《通鉴目录》30卷，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通鉴》体更臻于完善，将我国的历史编纂学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上。

    四、完善史体。编年体记事简明扼要，但受时间限制使史事拖沓割裂，不易反映全貌。司马光注意吸收纪传体的优点，为交待前因后果，大量采用连载、主载、附叙、追叙、补叙等写法，带有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的性质，表现出突破编年体，酝酿纪事本末体的趋势，对南宋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有启迪先导之功。这一改造，使古老的编年体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后世仿作接踵以起，形成了一个从古至今的编年史书系统。这一系统中，《通鉴》以通史成书，便干“探明变化之由，寻求演变之迹”，与唐宋以来社会上“主通明变”的思潮相吻合，也与“资治通鉴”的目的相一致。

    五、加工贯通。集体写书，由于手笔不同，风格各异，容易产生割裂驳杂的现象，但《通鉴》的语言风格如出一人之手，浑然一体，毫无雕琢弥缝的痕迹，这正是司马光精心改编和加工的结果。有着深厚文字功底的司马光，尤长于叙事，款款写来，原委了然，文字优美而质朴，格调古雅浑厚而又简洁晓畅，真可谓别具匠心，自成一体。有许多场面和人物描写，已成文学史上的名篇，而大型战争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的叙述，更是胜炙人口，引人入胜，超越了所有其他史书的记载，成为历史散文的上乘。

    六、撰写附论。我国史家借论赞以寓褒贬劝戒之意，已成传统。司马光在《通鉴》一书中附论，不仅数量多，而且篇幅长。全书附有180多篇，80多篇援引他人之论，其余全为亲手撰写。所论多为治乱之因，君臣之道，是在以往所写史论与奏疏基础上，因史事而发挥，就时事而议论。字里行间，充满着匡辅的诚意和情感，寓褒贬臧否于其中，体现出因事劝谏的良苦用心，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用人原则，都针对现状提出了革除弊政的历史借鉴，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更具匠心的是，这么多的附论，与《通鉴》的内容取舍编排，竟是这样的浑然一体而不可分割，成为贯彻“资治”这一著史目的的点睛之笔。详实、体例精善、叙事生动、议论深刻、文风质朴的史学巨著终于完成了。主编司马光所耗费的心血是难以估量的。在《进通鉴表》中，他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目力不足，继之以夜。”有人见其残稿堆积有两屋之多，皆蝇头小字，字字端谨，无一字潦草。书成之后，66岁的司马光，已是“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了。所以倾毕生精力于此书，还在于寄托其治国的热望，他恳切地希望皇帝通过观览此书，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这样，他也就“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了”。这不正说明了他著史是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吗？

    《资治通鉴》这部巨著便以十九年的时间完成了。客观条件虽好，但决定于主观努力。司马光的修书精神，可以和司马迁相比美。为了修书，他常常拒不见客．为了修书，他“日力不足，继之以夜”，每天挑灯夜读，黎明即起。他和其助手的看书之多，后人为之叹绝。他们实事求是的严肃治学精神，为人楷模。据说光是编写《资治通鉴》的草稿，就堆满厂两间房子。正是这种可贵的精神与毅力，才使《资治通鉴》于元丰七年(1084年)完成。这时，司马光已经到了烈士暮年，虽然壮心未已，却精疲力竭了。不过，他并不后悔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尽于此书”，反而欣慰自己“虽委骨九泉，志愿水毕矣”。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虽死而无憾了。

    废除新法

    司马光虽热心于治国，但由于政见不同而未能有更多直接参与政事的机会。要不是宋神宗病死，要不是王安石变法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司马光本来会安居洛阳著书立说，直到谢世．司马光在洛阳写了十多年书，但是因为他反对新法出了名，一些保守的官员都很记挂他。他虽然口口声声说不谈政治，但是许多人还把他当作“真宰相”看待，连普通百姓也知道洛阳住着一个司马相公。

    高太后临朝执政，把司马光召回朝廷，司马光已经是又老又病了。但是，他反对王安石新法却丝毫不肯放松。他一当上宰相，第一件大事就是废除新法。有人劝阻他说，神宗刚刚去世，马上把他的政治措施改掉，总不大好吧！司马光气呼呼地说：“先皇帝立的法度，好的自然不要去改动，像王安石搞的那一套，却是害民的事，为什么不能改？再说，现在高太后执政，高太后是神宗的母亲，做母亲的改动儿子的主张，有什么不可以？”就这样，他不顾许多官员的反对，到了第二年（1086年），就把王安石建立的新法一古脑儿废除了。王安石听到这个消息，当然十分生气，不久就郁郁不乐地死去。而司马光的病也越来越重，在同年九月咽了气。司马光死后，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元祐元年，司马光所进《稽古录》20 卷，写自伏羲至宋英宗治平四年，这是一部简要的编年体通史。同样这本书也贯穿司马光的观点。朱熹指出：“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其愿忠君父之志，更历三朝，然后成就。”又说：“小儿读了‘六经’了毕，即令接续读去亦好。”对易学等经学研究和在老子、扬雄等诸子研究方面，司马光都是有成就的，在理学上有重要的地位。但他与二程的观点有一些差异。司马光重史亦重经，与理学家的经细史粗说不同。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涑水学案》评论说：“小程子曰：‘阅人多矣，不杂者，司马、邵、张三人耳。’故朱子有‘六先生’之目。然于涑水，微嫌其格物之未精。”

    元祐九年（1094年）四月，宋哲宗亲政，改元绍圣，表示要绍述新政。绍圣年间，一反元祐年间所为，司马光虽已离开人世，也逃不脱受惩罚，被夺谥、追贬。甚至有人主张毁《资治通鉴》板。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擅政。九月，将司马光等 120 人的名字刻石，立为“元祐奸党碑”。崇宁三年（1104年），又扩大为 309 人，入碑籍者皆受迫害。两宋政坛上风波迭起，司马光受到牵连。论政见，司马光是守旧型的历史人物，但他的政治主张， 特别是关于边事方面的意见，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其著作甚丰，后人编为《温国文正公文集》。

    元祐元年(1086年)秋，这位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与世长逝。噩耗传出，人们为之罢市，万人空巷地前往送葬，争相购买他的画像。在灵柩送往夏县时，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一个封建社会中的宰相，能得到民众这样广泛真诚的悼念，实属罕见，也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