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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将材料撤下，或用作修缮京城各衙门，或作以后给宫中殿阁整修之用，免得以后还要再浪费一次钱，那些建好了的，便直接将里面驻守的僧道撤出来，朝廷不再拨款，也将原先赐予这些宫观的田地通通收回。
至于万党与依附万党的一干人等，则依照情节轻重各自论处，像万安这样临时倒戈戴罪立功的，便让他主动致仕，皇帝还赐了金，让他回乡养老，算是全了他的名节，但对尹直，彭华等人，就没这么客气了，直接就摘了官帽赶出京城，像李孜省这等则直接驱逐出京，与白莲教和万党都有所勾结的大太监梁芳，则直接拉到菜市口问斩。
这一件件一桩桩都料理妥当，大伙儿总算松了口气。
比起本朝历代天子，当今这位弘治帝已经算是十分宽宏大量了。
他的生母死得不明不白，与万贵妃姐弟诸多牵扯，但在登基之后，却竟然没有像以往那些皇帝的作派一样，追究人家九族满门，而是轻描淡写地放过。
历来有争斗的地方就有利益纠葛，一方人马倒下，另一方人马便能因此得益，任何时候都不例外。
不管最初怀着多么高尚的理由和原因，一旦掺入利益，彼此就不会干净到哪里去。
所以万党的倒台也是一样，在许多人怂恿新帝反攻倒算的时候，他把持住了，并没有再继续追究下去，甚至还遵循了先帝的遗命，没有去动万贵妃的棺椁，也保留了她的谥号，放过了她的家族。
内阁自然也支持皇帝的决议。
不管之前与万党有多大的仇恨，能臣与直臣毕竟是有差别的。
前者有所为有所不为，保留原则的同时会做适当变通，而后者则不管不顾为了维护正义，将所有黑暗都掐灭。
然而黑暗是永远不可能被掐灭的，只有当光明占据上风的时候，黑暗才会躲在角落里不敢出来。
唐泛他们这些人，所作所为的最终目的，无不是为了让国家越来越好，而非党同伐异，一个陷入仇恨，只想报仇的皇帝，注定不会对国家百姓带来多大的好处。
而宽容仁慈的天子，才是盛世治世的必要前提。
弘治帝的登基，势必预示着光明占据上风的时代终于来临。
如是到了弘治二年，内阁该走的人已经走了，剩下一个刘吉，因为画风突变，一反成化年间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行事，忽然之间变得勤恳奋进，直言进谏起来。
弘治帝原是想像请走万安那样，将刘吉也请回家去养老，奈何人家现在从庸臣变成忠臣，连赶人的借口也没有了，只得无奈地由着他继续占据首辅的位置。
刘吉留任唯一的好处是，为了讨好皇帝，表示自己真的与以前不一样了，他也不能再走之前那种碌碌无为的路线，起码得拿出一些身为首辅的气魄来，唐泛提出的新律，刘健主张对鞑靼用兵，俱都在这个时期被一一通过。
弘治朝，当真渐渐有了些新气象来了。
但真正的大转变，则是发生在弘治三年。
弘治三年的春天，一小拨倭寇从浙江登陆，对沿海百姓进行烧杀抢掠，甚至一度攻入绍兴城内，直到浙江都指挥使带兵赶到救援，那些倭寇才从容不迫地由海路离去，临走前还卷走大量金银财宝和女人。
在这短短一天之内，绍兴城内饱受劫掠，趁着所有人猝不及防，来不及组织起防备反攻之际，倭寇就先下手为强，先将士兵屠戮大半，又几乎把城中富户搜刮干净，另有绍兴城知府遭遇劫持，为全名节而选择自杀。
此事传到京城，立时朝野震动，所有人都很难想象以区区倭寇顶多一千来人，竟能将绍兴城府攻占。
然而追根究底，人们才发现，原来那些倭寇是假借日本进贡来使的身份，在海上劫持原本要与日本进行勘合贸易的大明官船，然后再假扮成明朝人的身份，返航回明，再与大明人勾结，得知绍兴城城防守空虚的消息，趁机攻打，果然轻易得手，那些倭寇担心朝廷大军很快杀到，因此也不敢久留，只是把财宝扫荡一空，再劫了一批女人，拍拍屁股溜之大吉。
宣德之后，朝廷逐渐实行海禁，当年叱咤风云的大明宝船已经不见踪影，连造船厂也荒废了许多，如今仅有的官船战斗力有限，士兵也很少作专门用于海战的备战，如何能追赶得上那些久经海浪，经验丰富的倭寇？更不必说他们还有通风报信的内应，早在明军来之前，就已经登船远去，扬帆疾行了，大明官兵由此只得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扬长而去，无可奈何。
这勘合贸易，是在海禁实行之后，明朝与外界唯一的官方贸易方式。
倭寇劫掠勘合贸易的官船也是常有的事，但像现在这样公然跑到大明来洗劫，直是闻所未闻！
说到底，是倭寇太嚣张，还是官军太无能？
是要狠狠打击倭寇，还是连勘合贸易也给停了，彻底切断大明通往外界的通道，也断绝外界觊觎大明的*？
朝廷为此争论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