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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知县调解处理一般案件的地方。堂前抱柱上也有一副对联：“法行无亲令行无故，赏疑唯重罚疑轻”。这副对联的意思是，要求为官者即要做到法律面前亲疏平等，又要做到对证据不足存疑问者要慎重对待，从轻发落，避免冤枉好人。这副对联用到“亲、故、重、轻”四个字，真实地反映了封建时代为官者的执法思想，平仄顺畅，恩威并施。
二堂正中悬挂一块匾额，上书“琴治堂”三个字，岳浩瀚站在匾额下仰头看了一会，扭头问站在身边的章海明，道：“章老师，我不明白‘琴治’这两个字做何解释？”
章海明道：“这里的“琴治”应该是引用了《吕氏春秋》中的一个典故，说的是宓子践在任单父县令时，身不下堂，鸣琴而治，轻轻松松地把单父县治理得井井有条。后任，县令巫马期却整天奔波于民间，凡事都要亲自去做，他便去问宓子践这其中的缘故。宓子践就告诉他说，我是重于用人，你是重于出力，用人者安逸，出力者当然劳累，后来的人们就用“琴治”来比喻鸣琴而治，以此来称颂为官者知人善任、政简事轻。”
岳浩瀚笑了下，说：“看来把这二堂叫‘琴治堂’，是地方官们为显示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用人之道能够与宓子践相比，有点自我标榜的意味啊。”
章海明笑着说：“我道是觉得宓子践的重于用人这个观点很值得借鉴啊，浩瀚，你将来要是当主要领导的时候，一定要向宓子践学习，重在用人，力求达到‘琴治’的效果。”
在二堂靠墙的地方放置的是型具。东侧放着笞杖，即打板子时用的竹板子。西侧放有夹棍、拶子，拶子是清朝时审讯女犯人专夹手指的型具。夹棍这种型具始于宋代，俗称“三木之刑”，专夹小腿，适用于一些证据确凿却拒不吐实情的男性案犯。
一行人出了二堂，到了后面便是夫子院，也就是师爷办公的地方。过去的师爷是由主人自己聘请或从家乡带来，他们与主人之间是非常亲密而平等的宾主或朋友关系，属知县慕僚，帮助知县参政议事，大多是一些有知识、有才华的人，所以包括知县在内都尊称他们为“老夫子”，而他们办公的院子就称为夫子院了。
夫子院院内有一棵元代时期栽植的桂花树，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了。桂花树的旁边，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南天竺，取“竺”和“桂”的谐音为主贵，意思为一般的庶民百姓不能轻易进来，只有达官贵人方可到此。
出了夫子院，再向后走，便到了三堂，三堂是知县日常办公的地方，如果案件涉及机密的话，也是在这里审理。另外，在三堂的左右还有一个跨院，称为东西花厅院，是知县家眷饮食起居的地方。三堂后面有后花园，是供其赏心悦目和回避政事的地方。
大家站在三堂门口观看，三堂屋檐下一块匾额上书“三省堂”三个漆金大字，前面两个抱柱上写着一副对联：“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傅荣生站着仔细地看了看对联，说，不容易啊，封建时代的官员能够这样认识到，官与民、荣与辱、得与失的辨证关系很不简单呀!
叶云清附和着，说，是啊，对联作者身为地方官，能自觉与百姓一等，视百姓为衣食父母，的确难能可贵。看来封建时代有的官员，比我们现实中的某些官员强多了。
章海明说，今天参观了郦城县衙，让我感触颇深啊，我们华夏是官文化的故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我们华夏这样，把官僚体制发展到如此纷繁的状况。一座郦城县衙，半部官场文化呀。
岳浩瀚接话，说，我真惊叹这里的匾额楹联，语言精练，寓意深刻，笔力遒劲。楹联匾额无处不在，立意不离官德官箴，幅幅堪称匾额楹联的佳作。难怪去年我妹妹她们到这里来，还用心地把这里的对联全部抄录了下来。
众人发表了一通感慨，看看时间已经中午十二点多了，岳浩瀚提议大家到县衙外找个餐馆吃中午饭，在从三堂返回的时候，经过大堂旁边的账房，岳浩瀚发现账房的门前廊柱上同样写着寓意深刻的楹联。
东账房是管理财政的部门，相当于现在的财政局，门前楹写道：“廉不言贪，勤不言苦；尊其所闻，行其所知。”意思是告诫管理库银和库房的官员，履行廉政，就不要讲自己清贫；要勤政，就不要讲自己辛苦。
西账房也就是库房，相当于现在的国库，门前楹联写道：“一丝一粟，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意思是，一丝一粟，关乎你的名节；一厘一毫，都是来自百姓的血汗。
大家出了县衙，站在大门口朝着左右观察了一下，商量着，准备到县衙东边不远处的一家餐馆里就餐，当大家经过矗立着的一块石碑跟前，章海明教授被石碑所吸引，弯着腰开始仔细看着上面刻着的字迹。
岳浩瀚见章海明专注的样子，也跟着促了过去弯腰看着，章海明偏着头看了眼岳浩瀚，说，浩瀚，你仔细看看，这个就是县衙的《三院禁约碑》，我们刚来的时候没注意到。
岳浩瀚问章海明，道：“章老师，这个《三院禁约碑》有什么说法？”
章海明道：“我之前查过资料，这块石碑应该是明代万历年间的。郦城这个地方由于是三省交界的地方，地理位置非常的特殊，所以辖区内的驿站就比较多，以方便过往官员住宿用餐，而当时驿站花费的所有费用都是由老百姓承担。明代后期由于朝政**，官场奢靡，吃喝风泛滥，超标供应现象也十分严重，导致民不聊生。为整治官场**，减轻老百姓负担，明万历三十九年，知县易三才联名县丞、主薄，向驿传道、巡抚、监察御史这三院反应，要求遏制这种不正之风并获得了批准。同时也拟定了四条禁约和一条关于过境官员乘马坐轿、饭菜供应的具体规定，以及违反这些条约的处罚办法，镌刻在石碑之上立于县衙大门之左，永为遵守。因此，碑名便称为《三院禁约》。”
岳浩瀚认真的听完章海明教授的介绍，又仔细的看完石碑上刻着四条禁约，不禁感叹了一声说：“章老师，这刻在石头上的反对吃喝，反对奢靡和铺张浪费的规定，真是堪称独一无二，真乃是刻在石头上的反腐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