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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的布政使傅大人，就是极为讲究经济的，这或许和他出身商贾之家有关系，很推崇经济能够带动民生这句话，他专门研究过辽东，不依靠田税人头税等的情况下，凭借海外贸易和工厂作坊以及采矿业，即能收取足够的税银修桥修路，养活兵士，购买粮食，从必须得到朝廷各方面的供养到逐渐自食其力，这对他的触动非常大。
他听了杨昆和辽东人的牢骚，见本地百姓如此顽固。永顺府除了山还是山，不开矿的话，怕是一万年也不会有什么变化，这该怎么办？
左参议说道：“下官从前在那府里，也做过一任知县，地方上的百姓，确实极其顽固不化。那时下官要修路，遇到了许多阻力，一面开导他们，一面碰着有不遵教化的。就拿他来重重的办了两个。做了一个榜样，后来百姓都不敢怎么样了，把路修到了大山里，沿途百姓都得到了实惠。再修路反而方方面面全都大力支持。”
傅大人说道：“是啊！我想要办一桩事情。总得先立一个威。好叫百姓有个惧怕，虽难听也没有法子，朝中说民智未开就是这个道理。绝大多数百姓连大字都不识一个，单靠解释是没有用的，必须恩威并济，所以自然而然会跟着我们到这条路上去。不然，现在朝廷交代办理的事情又多，百姓动不动的聚众挟制官员，开了这个风气，还了得？我看王知府这个官有点做不来，不如暂时请他回省，这个缺就请老哥去辛苦一趟。”
左参政是从四品，而知府是正四品，这位官员名叫李登，是被弹劾行为不检没有升官，降级进了布政使司，相当于后世市委书记被平调做个分管卫生教育的副省长，就等着退休了，参议没有定员。
能够暂代知府自然再好不过了，李登顿时满心欢喜，赶忙起身道谢。
傅大人说道：“当然此事我还得与马大人商议一下，如果他同意了，你先把永顺的百姓整顿一番，此乃首要之务。”
明朝的封疆大吏远没有清朝总督来的的位高权重，时下地方最高一级是承宣布政使司，采用正二品左右布政使以相互制衡，相当于省委书记和省长，负责治下的民政税收。
又有提刑按察使司的正三品按察使监督，分管一省之内的司法，有权拒绝布政使的干涉。
都指挥使司的正二品都指挥使负责带兵和防御，也有资格反对来自布政使司的命令。此外还有遍天下到处乱窜的十三道共一百一十个巡察御史，专门收集任何的风吹草动，以弹劾检举为己任。
中央三法司和内阁六部对于下面的控制十分严格，加上众多的藩王府，连皇帝都敢骂的六部给事中们，加上人数庞大的士族读书人，所以做布政使还是相对很苦逼的。
明朝中后期出现了官员间相互推诿的事情，或是面对大规模的百姓造反，朝廷便任命都御使或十三道御史担任暂时的一省首脑，把权利集中在一人手中，便于应对，即巡抚！而巡抚是直属于朝廷的，后来有些省形成了惯例，巡抚位于承宣布政使司之上，到了满清则干脆设置了总督，到了民国称为省长。
大明皇帝们也很苦逼，朱元璋苦心废除了延续两千多年的丞相制，将相权归于皇权之内，可也令皇帝的工作压力倍增，他老人家一天可以批阅二百多斤的奏章，后代子孙却没那么勤奋和充沛旺盛的精力。
内阁的诞生绝对是最牛逼的，时至今日被大多数国家所采用，即使都学习借鉴的英国内阁制，但不能否认明朝的创举，包括最完善的文官科举制。
首先必须承认中国的疆域之辽阔，人口之众多，情况之复杂，综合治理的难度要远超过欧洲诸国，明朝的行政体制是当世最为庞大，最为精细也最为复杂，在欧洲正处于黑暗中世纪的时候，中国已然建立了一套完整而实用的文官制度，相比英国十九世纪的文官制度革命，足足早了四百年。
明朝还有一个独创，是设立了都察院，不仅可以对帝王建言、劝谏、提出批评，还掌握着大明一十三省和各都司衙门等各级官员的弹劾与制裁大权。
对皇帝本人的劝谏由通政司来完成，所以通政司也可以弹劾和规劝皇帝，甚至有权封存皇帝下发的诏书，并且皇帝不能由个人喜好随意更换通政使。
除了朱元璋和朱棣父子，明朝的政治体系中，官员相互牵制，相互监督，包括皇权在内的国家行政权力都不会出现恶性膨胀的现象。
当然明朝还有著名的特务机构，明代宦官乱政也是明朝一大毒瘤，但必须承认，没有任何一个帝王是死于太监之手的，哪怕权势如日中天的刘瑾、魏忠贤、汪直等人，皇帝一声令下即会瞬间灰飞烟灭。
有人说明朝不是亡于流寇，而是亡于厂卫，不管是真是假，现在徐灏已经一手掐断了东厂西厂，限制了锦衣卫的权利，再也不能无节制的滥捕官员，使得文武百官、百姓、军队不会再与皇帝离心离德。(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