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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都敬忠臣，敬义士，然忠臣义士又由谁来定呢。
魏公公曾跟东林党出身的“大秘”、任职《皇明日报》总编辑的黄尊素说起过忠臣义士，当时他老人家于黄尊素言道：“忠臣义士者，自古都为读书人来定。读书人定他为忠臣，便是奸的也是忠的。读书人定他为奸臣，便是忠的也是奸的。”
黄尊素认为魏公公此言有所偏颇，言称忠臣义士乃百姓公定，可不是读书人就能定性的。
大意就是群众眼睛是雪亮的吧，读书人哪能颠倒是非，做到蒙骗世人百年、千年呢。
魏公公嗤之一笑：“百姓非民也，何能定忠奸？那忠臣义士的事迹历来只见诸于史书文字，百姓有何资格论春秋？概读书人定一切也！”
黄尊素听后，细细琢磨倒也是那么回事。
百姓所知忠臣义士事迹，不都是由那史官，由那文人墨客所记录的么。
谁能说这些史官墨客们不会因一些特别原因颠倒是非，将忠说成奸，将奸说成忠呢。
便是有那良心的文人直笔秉书，可若无魏公公所说的“话语权”，其所记载便成了野史，不足为信也。
马士英就是这么一个被颠倒了的忠臣。
弘光元年，南都勋贵大臣降清，清军入城之后，礼部主事黄伯端自树一面大旗，上书“大明礼部仪制司主事黄伯端不降”。
清军将黄伯端拿下，伪王多铎亲自审问，问黄道：“你认为弘光帝何种人物，想为他一死？”
黄伯端扬声郎言：“我皇帝圣明！”
多铎略惊，复问：“你朝马士英，又怎样呢？”
黄伯端哈哈一笑：“阁臣马士英，忠臣也！”
多铎又可气又可笑，再问：“马士英乃大奸臣，何得为忠？”
黄伯端正色道：“马士英不降，拥送太后入浙江，当然是忠臣！”
言毕指着已经剃发易服的勋贵赵之龙等人道：“这些人才是不忠不孝之人！”
黄伯端所言，道理明白。
谁降清，谁奸臣；
谁抗清，谁忠臣。
然而公公前世，抗清殉国的马士英成了大奸臣，常在各种文学作品跑大反派的龙套，这是为何呢？
答案便是读书人定忠奸。
又如眼面前这个才三十岁的户部福建司主事杨嗣昌，不但是大忠臣，更是明末难得的统帅之才，其才能远比孙承宗、孙传庭、卢象升、洪承畴强百倍，可为何最后却也落了个奸臣的盖棺评价呢。
故而魏公公又于黄尊素道：“看待一人是忠还是奸，万不能只看文字，而要看结果。”
看人，就得看结果！
马士英殉国，就是忠。
杨嗣昌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部署“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策镇压农民军，同时能够清晰的认知明朝所处的两线压力，主张对清议和，以求攘外必先安内。
无论是实际部署中的军事指挥能力，还是其主张的对清议和，都是切中实弊，切实有效，能够真正解决崇祯朝大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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