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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送礼，上级并未同样给下级送礼。
对于下级来说，送礼等于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似乎意味着所谓的送礼是不符合有来有往的礼的特点的，从这可以看出，官场上的礼已经脱离了其原本的意义，实际上和政治牢牢结合在了一起，或者说送礼本身已成了政治。
在官场里，礼品有时还被用来定人品。
潘祖荫是清咸丰时期的进士，在他任军机大臣的一个节假日里，诸多官僚到他家里玩麻将，边玩边扯白话。扯到了某地方的提督，潘祖荫对这人满口称赞，说此人忠肝义胆，德才兼备。
同僚李文田听了有些好奇，就问潘祖荫：“此人有什么功绩?”潘祖荫说：“不太清楚。”李文田又问：“此人的长相如何?”潘祖荫又说：“没有见过。”
这就奇怪了，不知其功？不曾见面？却说这人德才兼备？潘祖荫为何会赞美此提督呢?
潘祖荫自己说出了原因：“此人送我的鼻烟很好，我就知道此人不错。”
仅凭一个鼻烟，潘祖荫就对没有见过面的地方提督作了这么高的评价？由此可见，鼻烟这个礼品在官场上起到了重要作用，绝对是礼品定人品！
官场上化身为政治的送礼，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下级向上级送礼，上级还有上级，这样礼物就一层一层地向上传递，最终在整个官场内部形成了按权力大小享有礼物、礼银的分配格局。就整个官场来说，这是一个按权力大小分享福利的格局，是对一部分非正当社会财富按照权力大小进行的再分配。
正因为这样，具有如此重要政治意义的送礼自然被官场上的众官员当做历史常态而奉行了下来，两千年的官场便有了两千年的送礼史。
在中国古代官场，送礼是常态。如果你不送礼，不仅为上司所不容，而且为送礼的同事所不容。你送，我送，大家送，在官场谁不送谁吃亏。别人送礼你不送礼，你就会被官场视为另类。
一句官场流行语讲得好：“别人送多少说不清楚，但谁没送礼，当官的心里最清楚。”其实，并非每个送礼人都是想着被提拔，有的人送礼不过是为了保住现有的位置，或怕领导给小鞋穿，这不仅是前途问题，而且是自我保护的需要。
但，送礼可不是个简单的活儿。
首先，送礼必须要送到别人心坎上，一定要投其所好，把送礼变成一种感情投资。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对对方的兴趣爱好有充分的了解；其次，送的时机不好，受礼者不愿接受，反而会弄巧成拙；最后，所送礼品的稀罕性，最好要彰显出自己的良苦用心。礼品的价值不在价格而在于用心，不求最贵，但求最合适。
据梅尧臣《碧云騢》一书记载，宋时，被封为潞国公的文彦博，当初官拜宰相，靠的就是送礼的巧妙。
当时张贵妃的父亲张尧封曾是文彦博的门客。贵妃幼年，其父曾让她认文彦博为伯父。文彦博担任成都地方行政长官时，时近上元(正月十五元宵节)，便赶织“异锦”(图案新奇的蜀锦)献上。
到了上元节，张贵妃穿着文彦博献的异锦做的衣服去见宋仁宗，仁宗惊问：“何处有此锦?”贵妃说：“妾让成都文彦博织了送来。妾父与文彦博是旧友。然而妾怎能支使文彦博呢?是文彦博特意献给陛下的。”宋仁宗很高兴，从此留意文彦博。文彦博从成都回京，被提拔为副宰相，后又升为宰相。
文彦博巧送礼的事例并不止一个，他献给张贵妃一副秋千作为寒食节的礼品，也有深意。张晓红《秋千与寒食、清明》一文云：“秋千又与悲伤、惜春、叹老等情感不可分割。”寒食，清明前一天(一说清明前两天)，文彦博选择此时献秋千，意在勾起张贵妃思念先父之情，并进而勾起其对自己的感念之情。
一段蜀锦，一副秋千，竞能打动张贵妃和宋仁宗？送礼送到这个份上，真可说令人叹为观止了！
关于古代官场诸多“礼尚往来”的学问，现任普安市副市长的陈大龙早已熟读古书了然于心，但是这位新上任的纪委高书记在这方面的造诣到底多深，那就不得而知了。
当高书记拎着礼物坐在某省长办公室，某省长的表情是复杂的。
刚才听完高书记简单讲完了麻烦事的经过后，某省长脑子里首先想起“陈大龙”这个名字好生熟悉？脑袋里稍一转动立马想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