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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战争的意义,长期为学术界所忽视也不奇怪,我们的“学术界”,连中法战争是输是赢,都搞不清楚!
事实上,中法战争的胜利,意义极其重大。
如果中国输掉了这场战争,法国之后,其他泰西诸强,见猎心喜,必然纷纷跟进,则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就会提前掀起,就等不到甲午,更加等不到庚子了!
考虑到此时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相当长的时间,大洋彼岸的美国,也还远未培养起能够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底气和实力,列强有更多的时间,从容消化瓜分中国的成果,则四分五裂的中国,还能不能最终拢在一起,就难说的很了!
对法战争的胜利,极大的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泰西列强目中国,隐然为“二等强国”,他们之所以会在十年之后的甲午,跌碎一地眼镜,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同时,这也是中国虽然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但列强并没有马上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重要原因他们依然惯性的心怀疑虑。
中法战争,为中国争取到了极其宝贵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加速发展的历史机遇。
遗憾的是,中国未能抓住这个历史机遇。
中法战争胜利后,中国上上下下,包括慈禧本人,普遍的志得意满,都以为,太平盛世已至,天下再无烦忧。
一口气儿泄下来后,非但没有“进一步深化改革、加速发展”,文恬武嬉之风,慢慢儿的又起来了。
数年之后,德宗大婚,慈禧“归政”向德宗移交权力,自己施施然“颐养冲和”去了。
回过头去看,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儿消散了,辛酉之后一直上升的国势,开始掉头而下。
这真的是太讽刺了。
这个锅,慈禧是要背的,不过,她顶多只能背一半,另一半,得德宗来背。
后世提及光绪皇帝的时候,许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两个印象:一,他是傀儡;二,他是改革派。
都不对。
至少,不完全对。
德宗亲政之后,慈禧“训政”了三年,这三年,她拥有重大事项的最后决定权。即便“训政”期过了,也要承认,慈禧依旧保持着对于政治的强大影响力。
这种情形,和穆宗刚刚亲政的时候仿佛。
譬如,五军机、五御前合疏谏阻穆宗修建圆明园,穆宗恼羞成怒,将惇王、恭王、醇王三位亲叔叔为首的十位重臣,一股脑儿罢黜。两宫皇太后得到消息,立即御弘德殿,撤销了穆宗的决定,恢复了十重臣的职务。穆宗只能唯唯称是,一点儿法子也没有。
就是说,慈禧“退居二线”之后,依旧保留了最终的“话事权”这是事实。
不过,即便在“训政期”,慈禧也极少使用这个最终的“话事权”,德宗拥有全部的“办事权”和大部分的“话事权”这也是事实。
彼时的慈禧,志得意满,认为自己手付太平天下于皇帝,已无需再在政事上花什么气力了,她的精神头儿,大部分都放在了颐和园的修建上了。
所以,德宗虽然没有获得皇帝的所有权利,但是,他不是傀儡。
还有,德宗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派”,他是……“忽然改革派”。
甲午之前,德宗的政治取向,其实是偏保守的,譬如,他不赞成修铁路。
甲午一役,一夜之间,德宗就觉得,之前三十余年,一切努力,一切作为,一无是处,一无足取,一切都要推到重来。
此谓“忽然改革”。
戊戌变法的后期,慈禧始实质性的介入政治,使用她的最终“话事权”,裁抑翁同龢等皇帝近臣。
慈禧的这些举措,长期以来,被解读为反对、破坏改革,充任守旧顽固派的“护法神”。
真的是这么回事儿吗?
反正,关卓凡认为,我如果和慈禧易地而处,我也得像她那么干。
为什么?
因为穆宗和康、梁等人玩儿的,拿今天的话来说,就叫“休克疗法”,病症大致是看准了,开的方子,大体上也对,可是,药量不对!
该一年吃的药,逼着病家,一天就全吃下去!
哪儿能这么干?
病了好几年了,指望着一天之内,就彻底痊愈,怎么可能?
步子太大扯着蛋,像穆宗和康、梁那么个玩儿法,别说扯着蛋了,整个人,都要被扯的四分五裂了!
任何成功的改革,都要在新、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特别是在守旧力量依旧强大的情况下,更不能全然不考虑守旧派的反对,不回应守旧派的利益诉求,不然,改革绝无成功的可能。
慈禧的所作所为,就是要替穆宗找回这个“平衡”,而绝不是全盘推翻他的改革。
事实证明,庚子之后,在慈禧的主持下,改革继续,而且,深度、广度,都远远的超过了戊戌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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