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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为准；另外也想着，既然已成事实，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于是就准奏了。
可怜热振，到了北京后，才知道自己已经被免去了摄政之职，呼告无门，又不能返回西藏，几乎流离失所。后来，军机处给理藩院打了招呼，他才算在妙应寺中安顿下来，不过，寄人篱下，日子实在不怎么好过。
恭王对此事的处置，关卓凡大大不以为然。
西藏不是朝鲜、越南，不是中国的“属国”，而是中国的“属土”。自福康安奏请实施《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之后，驻藏大臣的角色，不再只是雍正年间的“监督藏政”，也不再是乾隆早期的和**喇嘛“共理藏政”，而是作为皇帝的代表，以钦差的身份，“总览事权，主持藏政”。
高宗、仁宗、宣宗，都曾反复强调，西藏“一应事件”，**以下，均须“遵照钦差大臣指示办理”，“禀命驻藏大臣办理”；非但如此，“一切陈禀”，**、班禅、噶伦，皆无权“直禀朝廷”——必须由驻藏大臣转奏。
就是说，**、班禅，虽然在礼仪上和驻藏大臣“相敌”，但实际上，他们不但是皇帝的属臣，还是驻藏大臣的属员。
驻藏大臣除了拥有西藏的外交权、防务权，还拥有行政、人事、司法、财政的最后决定权，是真正意义上的西藏的最高军政长官。
驻藏大臣对西藏，完全不存在什么“不干涉内政”的问题。
满庆庸懦颟顸，偏听偏信，放纵西藏内部的争斗；恭王则息事宁人，对争斗的结果予以承认，这么做，必然大大削弱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权威，启不逞之徒的野心，属于自废武功的昏招。
事实上，彼时朝廷虽然在英法手上吃了亏，但在西藏的权威犹在，如果驻藏大臣对夏扎、贝丹顿珠等人严词训斥，勒兵以待，西藏的内乱是起不来的——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敢造反。
热振固然是个笨蛋，但他是朝廷正式任命的摄政，就算要换，也得朝廷来换，绝不能允许谁力气大谁就抢过去做！
关卓凡以为，恭王如此处置，后患无穷。果然，不出一年，西藏就再次出了状况，这一次，把四川也扯了进去。
夏扎不仅脱却缧绁，还反过来攻倒热振，取而代之，最关键的外援，乃是甘丹寺主持贝丹顿珠。因此，夏扎做了摄政之后，贝丹顿珠青云直上，一路做到了噶伦代办。不过，此人野心极大，并不满足于一个噶伦代办，他盯着的，是夏扎屁股底下的那个位子。
贝丹顿珠一边以恩主自居，对夏扎予取予求；一边把持“甘哲仲基”，利用该组织，罗织势力，打击异己。
夏扎感觉到不对劲儿的时候，已是拿贝丹顿珠无可奈何了，贝丹顿珠羽翼已成，尾大不掉了。
双方龃龉不断，终于反目成仇，眼见当初热振和夏扎的故事，又要重演了。
不过，夏扎的人气，可比热振好得多，贝丹顿珠想拿对付热振的那一套来对付夏扎，大不容易了。
怎么办呢？
贝丹顿珠的目光，落到了川藏交界的瞻对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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