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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法理叶政府的下台，也同中法之争有关系。
法理叶政府同中国政府签了一个核心内容为中、法分润越南的的《李宝和约》——“越南南方治安，归法国巡查；越南红河以北，归中国保护”，云云。
这个条约，被法国国内激进派痛詈为“丧权辱国”，茹费理乃借势取法理叶而代之，成为法国新一届政府总理，并拒绝批准条约；而《李宝和约》之“宝”——时任法国驻华公使宝海，黯然离职回国，并被《李宝和约》之“李”——李鸿章，半同情、半讥讽的称为“法国崇厚”。
看，那个时候的法国，不但没有大打出手的意思，甚至，不指望独吞整个越南呢。
事实上，中国固然不愿意同法国决裂，而法国——不论法理叶政府还是茹费理政府——也不愿意同中国决裂。
早前一年，即一八八三年，法军拿下山西，准备进攻北宁之时，明知北宁驻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军队，却在同中方的谈判中，一再声称，越南境内，未发现任何中国军队；而中方则坚称越南境内驻有中国军队，“谁攻击驻有中国军队的城市，谁就应负冲突的责任。”
中方是想以此予法阻吓，挡住法军进一步攻略北圻的脚步；而法方则担心，中、法两国军队在北宁的直接冲突，可能导致中、法之间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因此，不管北宁一役中、法两军实际上会打成什么样子，开打之前，都一口咬定，北宁城里木有中国军队。
中方的“坚称”，当然吓不住法国人，不过，法国人的表态，也足堪玩味了。
马尾一役之后，法国依旧“坚称”：中、法两国并没有“进入战争状态”，“马尾战役仅仅是法国对之前的观音桥事件的报复，并不意味着法国对中国宣战。”
而这一回，中方的调子就高的多了。
八月二十六日，法舰队还没有驶出闽江口，还在忙着打前文提到的“通航战”的时候，上谕明发，痛詈法国：
“专行诡计，反复无常，先启兵端！若再曲于含容，何以伸公论而顺人心？用特揭其无理情节，布告天下，俾晓然于法人有意废约，衅自彼开！”
上谕明确要求，沿江督抚，整饬军备，准备对法开战。
这道上谕，虽然掷地有声，不过，究其竟，还只是一道内部的动员令，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宣战诏书。
事实上，中法战争，只是一场“事实上”的战争，在法理上，中方也好、法方也好，由始至终，都没有向对方正式宣战。
怪不得英国人将中法战争称为“奇怪的战争”。
之所以出现这种看似奇怪的局面，说穿了，也不算稀奇——根本原因在于，中法双方，都不希望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中国作为弱势的一方，战争规模过大、持续时间过长，将耗尽国力，断送同治初年以来的宝贵的和平建设进程；法国虽贵为世界第二强国，可是，战场距离本土太远，战争的单位成本过高，战争规模过大、持续时间过长，一样会精疲力竭，国运因之而生顿挫，亦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因此，中国只能抱定一个“衅不由我开”、但法国若“先启兵端”、便不再“曲于含容”的宗旨，也就是说——“防守反击”。
这个“反击”，是“有限反击”，不是“追穷寇”的那种反击。
法国人打的，则是一个花小气力、赚大便宜的算盘。
可是，正如李鸿章之所言，“今日之中国，已非咸丰季年之中国”，法国人花小钱、办大事的盘算，怎么打都打不响。
法军在战场上的局部胜利，怎么也转化不成茹费理心心念念的巨额赔款，打来打去，最后，打出一个镇南关大败，紧接着，将谅山也打丢了。
不过，这个算盘，打的响也好、打不响也好，那是就整体战局而言的，若局限于马尾一隅，船政舰队和张佩纶的悲剧却是注定了的：
敌我实力悬殊，我方既不能阻止法舰进入闽江，又被“衅不由我开”绑住了手脚，不能先发制人，坐失唯一胜机，这种情形下，就算换一个能力倍于张某的人来“会办福建海疆事宜”，也没有避免失败的可能，更何况，张佩纶的能力又非常之可议呢？
或云：法舰进入闽江的时候，不能阻止，无可奈何，那么，法舰出闽江的时候呢？
此时，“衅自彼开”，条约和公法的羁绊，都已不存在了，“层层相连、环环相扣”的天险，该发挥作用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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