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揽衣而起,举烛照壁,低吟慢咏,每至‘既不论周、殷,又何分旗、汉?今时今日,其惟知华夏矣!’——即欲击案!即欲浮一大白!”
“扼腕抵掌,绕室徘徊,长以太息,不知东方之既白。”
关卓凡太意外了!
他祭阎应元的那篇文章,早已传遍全国,其中满、汉之关节,真正才智之士,皆有所动、有所感,不过,这个事情太敏感了,再怎么“动”、再怎么“感”,也只能“默喻”,或者,只能在最亲密、最信任的朋友之间,私下底讨论,今日之前,还没有一个有分量的人士,就此做或公开、或直接的呼应。
另一方面,关卓凡对于相关进程的推动,也是十分谨慎的——一步都错不得的!因此,他并不亟亟于“有分量的人士”的桴鼓相应,若说话的人,身份不合适,说话的时机不合适,帮倒忙的可能性还更大一些。
关卓凡曾经反复盘算过,第一个站出来“做或公开、或直接的呼应”的“有分量的人士”,会是谁呢?
或者说,该是谁呢?——我应该挑谁来做这个“第一个”呢?
他想过很多人,满人不计,汉人中,左宗棠、李鸿章都在候选之列,但是,这个长长的名单中,从未有过曾国藩的名字。
原因呢?
很简单,第一,曾涤生是天底下第一个忧谗畏讥之人;第二,敉平洪杨之后,其心气已衰,不再有什么进取之心,满脑子想的,就是一个“持盈保泰”——这是通天下都晓得的事情,算不得什么秘密。
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在本朝第一敏感之事上,做出头鸟呢?
还有,你看看这些文字,“心绪激荡”、“扼腕击案”、“无以自已”、“即欲击案”、“即欲浮一大白”、“扼腕抵掌”——
这像是一个最讲究“持志养气”的道学大家说的话吗?
还有——短短一段话,居然出现了两次“扼腕”、两次“击案”?
嘿!
另外,做文章最讲究起承转合,而如前所述,曾国藩的这封信,前后文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过渡铺陈,这——
这固然是因为曾国藩目力尚弱,没有多余的精力写废话,但是,是否也可以理解为因为“心绪激荡”、“无以自已”而“直抒胸臆”、“不藏不私”?
“阿谀取容”、“闻风希旨”什么的,同曾涤生是扯不上关系的;而曾某人经已拜相封侯,且“相”是首辅,“侯”是世袭罔替,人臣的极峰功名,都已有了,再加上表里如一的清廉,若说他在功名富贵上头还有所求,天底下大约也没有一个人会相信。
那么,这封信,这番话,所为何来?
往下看。
曾国藩说,“拜读”了辅政王的祭文后,回过头,再去“恭读”对法宣战诏书,更有所悟,真正能明白了,何以“我华夏为寰宇至坚忍果敢之族群”?何以“此役为我华夏淬火之役”?何以“我四万万华夏赤子,挥汗可成雨,众志可成城”?
这三句话里头,都有一个“华夏”。
很明显,曾国藩“所悟”之重点——譬如,“我华夏为寰宇至坚忍果敢之族群”,重点不在“坚忍果敢”,而在于“华夏”。
另外两句,情形仿佛。
曾国藩的话里,有一个小小的BUG,“我四万万华夏赤子”,是关卓凡祭阎应元文中的话,对法宣战诏书相应的原话是,“我华夏赤子、志士仁人,恒河沙数”。
这个BUG,不晓得曾国藩只是搞混了,还是刻意为之?
不过,这似乎不重要,重要的是——
态度!态度!
关卓凡亦不由“心绪激荡”了:
不论原时空还是本时空,曾国藩都是那个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人,目下,在历史的大关节点上,第一个站了出来,对我的改天换日,桴鼓相应的,又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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