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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封锁边区的经济和物资供应,边区政府只能靠自给自足。”
几人连称很好,心中却对国民党这种阳奉阴违的举动感到寒心。林俊雄一边吃着饭菜,一边随意地看着门外。这时两个穿着日军军装的人挑着满满两桶水,神态自若地用日语交流着,从小饭馆前走过,看来应该是日军的战俘,这样不加约束,让他们满大街自由行走,林俊雄有些奇怪起来。
廖承先抬头看见了这一幕,他解释说:“我们这里日本共产党办了一个‘反战同盟’,专门帮助我们教育训练日本战俘,经过训练的战俘有的到前线去喊话,做反战宣传,有的在延安参加为人民服务的劳动。你们刚才看见的两个日军战俘是在帮助年老的老百姓挑水,也就是学习为人民服务,呵呵。”
吃过饭回到招待所,金城也过来和几人聊天,询问还需要什么。在聊到林俊雄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一些往事,说起张国焘拒绝红军北上的错误决策,廖承先感概说:“张国焘受到党内批判后拒不认错,去年借祭拜黄帝之名逃离延安,投靠了国民党,党中央已经决定开除了他的党籍。”
林俊雄也感叹说:“是啊,当时可苦了反对他的同志,明知道错误,作为党员,又有不得不去执行的苦衷。”
来到延安的第三天,廖承先和金城带着几人去参观陕甘宁边区信用合作社,廖承先介绍说,去年合作社以“延安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只限于边区流通的辅币券,也叫“边币”。
至于为什么发行“边币”,廖承先介绍说:“国民党不仅严禁百姓日用品流入边区,还想尽一切办法限制通用的法币落入我们手中。我们没有法币,就不能到白区,也就是边区以外的地方买东西,所以我们只能把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币积攒起来,去白区买一些边区目前还无法生产而老百姓又必需的生活用品。边区的农村经济,有的可以以物易物,比如可以拿一个鸡蛋到信用社换几张纸,可是还有很多东西、很多场合不能以物易物。边区政府为了老百姓方便,只好以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少量辅币券,仅限于边区流通。这也是被国民党逼出来的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可是国民党却指责边区政府私发货币,扰乱金融,破坏政令统一。”
金城去拿来几张辅币券递给林俊雄看:“你看,这样粗糙的辅币券,还不如国民党统治区烧给死人的‘冥币’质量好,这能说我们私发货币,扰乱金融,破坏政令统一吗?我们在物资条件这么差的地方艰苦奋斗,还要应付国民党无耻的物资封锁,这一切都是为什么?还不是为了服从抗日救国的大局!”
林俊雄摸摸辅币券,感觉质量很差,图案和印刷也粗糙,面值最大的是一元,最小的是五分,金城继续说道:“边区政府除了用积攒法币的方法到白区购买必需的物品外,还发动军民到南泥湾开垦荒地、发展生产,自力更生,逐步解决边区百姓的吃穿用问题,少受些国民党的窝囊气。在大生产运动中,我们共产党员处处带头,连朱总司令都亲自带头开荒、周副主席都学会了用纺车纺线!”
林俊雄感概地说:“我们来延安三天,我看见边区军民生活水平很低,而在国民党统治区,官吏大多靠裙带关系爬上去,不学无术、庸碌无为之辈众多,贪污腐败现象更是比比皆是。如此国难当头之时,军队里这样的现象也是不少。官员和老百姓生活相差悬殊,长此下去,会失去民心,对统一抗战也是非常不利,如果老百姓连生存都面临危机,哪里还有心思支持抗战啊!”
金城接着说:“在边区和其他解放区,贪污腐败现象不会发生。各革命根据地都有明文规定:贪污五百元以上的,处以死刑;挪用公款用以私人谋利的,以贪污定罪;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浪费公家财产的,按其浪费程度,或撤职,或监禁。再说了,解放区的干部生活水平相差的并不多,如果有人贪污,搞特殊享受,很容易就会被发现。”
林俊雄几人在红色心脏——延安三天的所见所闻,都令他们耳目一新,到处体现出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气象。这里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是社会秩序却是有条不紊,各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积极劳动,支援抗战。共产党员更是以身作则,处处到头,吃苦在前,与百姓血肉相连。他们这种不辞劳苦,一心为中华民族求解放的无私奉献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更国民党统治区的结党营私、贪污腐败、破坏国共团结、妨碍全民抗战比起来,真是天壤之别。这一边是一切服从抗日救亡大局而艰苦奋斗,那一边寻找种种借口,破坏团结合作和共同抗日。两相对比,林俊雄虽然一直坚定的红色革命心未曾改变过,但是曾经作为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将领,不免有些“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