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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走向的前提下，对于有限战略窗口期的概念使然。只是目前周淮安自起兵荡平天下以来，所在不断的胜利和建设成果积累起来的权威和信心，让人还不至于敢于公开质疑和反驳相应的战略眼光和长远布局。
但是这对于一个良好运作的政权组织来说却并不是好事情，任何事物都有一个过犹不及的底线和尺度所在；一旦超过了就变成了盲从盲信的惯性和依赖；这对于将来政权的发展无疑是埋下巨大隐患；因为熟知历史和眼光长远就不意味着不会犯错。
只要是人类都不可能完美无瑕或者说永远不会出现错失的。而身为国家层面上的最高领导者，无论是在具体事项还是方针政策上，一旦犯错之后被执行力所层层贯彻放大的结果，也是格外可观和灾难性的。
作为掌总一切的最高领导人，如今的周淮安需要重点关注和负责的，主要是军事、情报和外交，人事/监察、财政和宣教等主要六大领域而已。至于其他方面的内容，也是随机性的抽取和过问一二，或者针对具体出现的问题进行裁断和指示。
毕竟，他也不能确保自己子孙后代，也能像自己这样兼顾质量与数量的高效率处理事务，毕竟现代穿越者只是个例。而后世那位明太祖猪爸爸充满了工作狂兼控制欲的做法，在后来的历朝历代当中演变出的各种幺蛾子，就是最好的例证和教训。
反而是唐代到宋代期间所演变出来这种政权架构体制，反向约束和限制了古典封建时代，君权肆意妄为的外延同时，也多少确保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中央集权和皇权为核心的统治架构；只要再根据形式变化和未来预期发展方向，进行补充和维护。
因此，就算是后代当中有人怠政；但只要不要再出现李林甫、杨国忠那样独相专权的话，以国家体量之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和正常人才选拔的流转淘汰机制，大多数问题都是有其兜底下限，而不至于一步步崩坏到实在难以收拾最终结果的。
所以，在周淮安预期的未来新朝框架当中，日后的国家政权运行中首当其冲的相权，会被进一步的细化到十三分司及各个直属部门首脑身上，将会他们组成专门的执政联席会议（政事堂），来商讨和决议国家运作的日常事项。
而十三分司长官，直接升格后沿袭前朝六部体制叫做尚书、侍郎，比同九寺五监的直属部门长官则为总长、次长；再在其中选拔一人统筹协调主持会议的领头人和若干值守执政联会的副手，就叫总理事务大臣和副大臣；比同中书门下令及诸仆射。
因此，在执政联席会议上出席的皇帝，通常只是根据事先审核过的联席会议议题，对通过的决议进行最终核准，或是对其中争议做出裁决，或是对于牵涉到突发重大事项，进行概略的指示就可以了。
但是，在皇帝可以对于执政会议的决定，予以留中不发或是驳回再议的同时；身为总理事务大臣和副大臣本身达成一致后，同样对于来自皇帝关于执政会议内容的指示和决策，拥有封驳返宦的便宜之权；以便重新沟通和权衡。
而在执政联席会议之外，又有作为最高领导人自己所召集的内廷会议；也就是直接接受来自军事、情报和外交，人事/监察、财政和宣教等主要六大领域，及其相应负责人的专项报告或是根据具体情况召集的联合会议。
但是作为某种意义上的优待和特权，包括总理大臣在内少数几个被指定的政事首脑，也是可以列席旁听皇帝直接召集的联合会议。以决定在执政联会上通过享用配合和协调行事的事项，比如对外发动战争或是局部的平叛，推行改土归流之类的边疆政策。
这样就形成了内廷会议和外朝执政会议，相互有所交集又相对独立的制衡格局；
而在眼下，能够作为具有旁听资格的特别优待例子，也只有区区三个人选而已；比如刚刚从剑南三川并峡江路的善后处置大使任上，来到洛阳进行述职的首席军事訾议杨师古。还有就是宣教总监罗隐，身为政务官之首的民司判事兼左参议樊绰。
然后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的军队，在基本与政务系统脱钩的同时，也沿袭了太平大都督府下的基本框架：
即战时指挥和战区守备（讨击统将、别遣正将、戍防官）、日常事务管理（各军中郎将、左右郎将、郎将）、人事和财政（虞候司和军计处），风纪和监察（兵司守备科和纠察科）、装备和后勤补给（材官处和辎务科）的相对分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