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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只出几个十几个识字算数的，而最终走上中高等学府接受教育的比例很可能进一步缩小，甚至就此止步；但是分布在五道十二路数以万计的屯庄和营团所，整体上的基数加在一起，就是一个让人无法忽略的概率和规模了。
因此，目前可以考虑先从满足和填充乡村、市镇的基层办事人员的需要开始；将这些受过太平军式主张和理念教育的人员，只要持之以恒的逐年分批积累起来之后，最终会达成一个由下而上量变到质变的换血过程和大势使然。
但这个时候，那些传统文人和旧体制下留用人员的相应价值和影响力，就将更进一步的淡化和消弭于无形。或者说其中有识之士会在被人取代和抛弃的危机感下，努力进行转变和适应，那这个教育和培养体系的初步目标就达成了。
最理想的状态下，拥有自己成熟三观的内部人才培养体系，加上针对性选拔、吸收外部有识之士的教育制度；就像是一对阴阳鱼的黑白两面一样，只要再合适的运转框架内，自然而然会促成相应竞争和互动、促进的良性循环。
此外随着关中安定下来之后，相应新政权的货币发行部门构建完善；以及具有存取兑换借贷等原始金融职能的飞钱/票号体系的进一步整合，也进入到了主要的议事日程当中了。
当然了按照周淮安的初步规划，这套货币发行和金融流转的二元体系，将是独立在传统财政和税赋系统之外；作为仅次于分司而略高诸曹的直属部门；但又受到各分司判事组成的政务联会，日常监督和政策指导。
通过初步建起来的内部信用体系，而吸收和消化掉官府和民间的货币流通需求；以逐步缓和与解决历朝历代都不可避免遇到和面对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和后续问题。
主要表现为，在国家进入休养生息之后的人口增长和产出爆发期，因为市面上流通货币和代货币的匮乏，导致在丰收年景也难免“谷贱伤农”式的，各种货币紧缩（钱荒）问题。
所谓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制，听起来很有些田园风光式的美；但是究其背后却是相当脆弱的风险抵抗能力，和缺乏将农产品、手工制品变现的交流媒介，而导致生产、生活资料匮乏的不得已现实产物。
以大唐一世近三百年间，为什么长期以来都是官方认定绢帛等轻贵之物，所充当的代货币能够大行其道。还不是因为历代铜钱流通不足，而民间商贸繁茂，国家赋税也需要足够等价标的物的种种现实需求给逼出来的。
但是绢帛本身却不是耐贮存和磨损的事物；再加上产地宽厚长短疏密的质地标准不一，这就导致了在国家赋税征收过程当中，所延伸出来的各种黑洞和弊病；又变本加厉的摊派到百姓身上，也同时大大增加了行政成本。
所以太平军在里也是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就是以国家信用有偿的吸收，民间沉淀的潜在财富和官民百姓手中的余财；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堆存在家里长锈发霉。
另一方面就是加大开辟铜矿产出来源的基础上，铸造更多成色优异而成本低廉的新钱。来折价置换和淘汰掉市面上存在各种形形色色的劣钱、轻钱和旧钱，以及各种代货币的流通空间。
比如，除了批量轧制出传统的足文、当五、当十铜钱之外，将面值较高的大小金银宝钱引入到流通当中去，作为大宗货币需求的分流手段。
这样的话，就算是还有人想要铜钱融了作为保值或是增值的铜器，最后也只能是得不偿失的结果。而如果想要铸造私钱牟利的话，却也很难突破大规模工业制造的低成本优势和多种防伪手段呢？
毕竟，相比从国家层面上掌握经济运作天然优势之外；光是论起收铸币税的手段，这个时代又有什么人能够比的上，已经掌握初级工业生产和高产能的加工体系，并且拥有多方物料来源的太平军政权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政权的强大与活力能够维持多久，也取决于相应的国家财政运转状况和社会经济体系的发展，是否能够形成相互匹配的良性循环程度。
毕竟，历朝历代的由盛转衰和最终崩灭，都是围绕着相应的国家财政和伴随社会经济问题为发端，而在一次次改良和变革的努力成败往复当中，一步步的最终走向不可收拾的败坏结果。
所以，拥有厚实主队经验教训和成功末班可以参照的周淮安，既然可以在一开始就适当的奠定好基础，那又为何要放任其继续走上历史的歪路、歧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