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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屯庄里的民户宁愿在日常多花一些豆麦玉米秸来喂养驮马，然后在春耕夏抢秋收等劳动生产当中，通过马耕或是骡马、驴马、牛马等因地制宜的不同优化组合，来争抢时间和提高劳作效率，以为尽可能的多开垦一些土地，以较少的人力投入多收获一些农作物。
在这种情况下，四五个人外加一马一驴骡就可以组成一个相对优化的劳动组了；一个人牵马扶犁开耕，一个负袋播种，一两个人引着驴骡拉车给种子追加水肥，最后一个人负责垄沟和修整苗圃；几乎在一天之内，就可以完成平地上二十亩棉田或是二十五亩麦田、三十亩的桑田等的耕种；
而如果通过组织效率良好的屯庄生产部门的协调，只要通过一个大队（三百人）的壮丁和一个畜牧队（八九十头牛马驴骡）的组合，就可以饶有余力的经营和耕种起方圆七、八十顷的田地来；而确保两年三获（麦豆麦）或是一年两获（稻薯）。
他们甚至还有时间在冬闲时，应募外出打零工，或是就地从事手工业以为补充家计；或又是利用间歇的零碎时间，前往小市、野市赶集，乃至进行短距离的商贩活动。因此，虽然他们一年到头在各种生产任务安排之下忙活个不停，但是相应的经济状况却是远胜周边的普通乡土人家。
而在这篇文疏的最后，也提到了另一件事情。比如与屯庄的兴旺局面相对的，则是周边那些传统乡村相继出现落荒和萧条的迹象。因为，在原来的小农经济体制下，这些普通乡人按照传统男耕女织的方式，已然竞争不过来自屯庄当中的组织秩序和规模生产效应。
除了且供自足的部分之外，无论是他们种出来的米麦还是织出来的土绢，都已然在市面上卖不上什么价钱了；也就自然谈不上能够换回到足够改善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等日常必需品了，更不要说改良农具和合力添置牲畜来提高生产力和效能。
导致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各种适龄人口的相继流失。青壮年纷纷被迫离开家乡，而前往外地或是就近进入市镇城邑谋生，而女性则是想方设法要嫁入到屯庄里去，哪怕是老光棍和鳏夫也不例外；而最受欢迎的则是拥有基本退养保障，还能担任基层职务的退役士卒。
与之形成明显联动反应的，则是地方上那些中小田主包括租佃、物料等各种成本开始水涨船高了。他们虽然逃过了太平军对以豪姓大户的打击，并且在后续乡里的秩序维持当中，成为了被推出来对外接洽的代表，而从中获取到了不少好处。
但是在多年下来之后，同样要受到农副产品市价下跌，而人工成本上涨的冲击，而逐渐出现了各种方面的维持困难和变相破产、被迫落荒的迹象。
这也让周淮安看得有些唏嘘不已，这显然就是跨时代冒出来的先进生产力，在逐步取代旧封建时代生产力的过程当中，所不可避免产生的持续阵痛和其他连锁反应了。虽然这些人口的比例，如今占据太平军治下的比例越来越小；但是在发现问题并摆到面前之后，周淮安还是必须要有所面对的。
当然了，暂时性解决的办法也其实很简单。就是下达限制土地荒置的政令，落荒的家庭将视情况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最严重者将被直接没收落荒的土地，再由官府进行另行分配和安置他人。这也算是变相淘汰那些旧有生产力的一种方式。
另一方面，从人口稠密而只能精耕细作来获取更多产出的南方，加大力度的移民迁户北上填充当地。作为新血替换和冲淡掉掉当地，相对保守和不思进取和改变的人口结构。虽然在初期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土客矛盾，但是对于长期统治效率来说还是有利的。
自然了，从长远的规划上看，还是加大力度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以及对于周边海外市场的开拓；自然而然就能将这些传统农业社会过渡当中的产能和人口增长预期，给充分吸收和消化掉，自然就能够解决大多数的社会性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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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关中，京畿道的长安城内，已经相继占据了城西南的延兴门、安化门，城东南的延平门、春明门，而将正对着朱雀大街仿若孤岛一般的明德门，及其附近阵垒工事给团团合围住的官军之中；刚刚随着移阵入城的归义军副使索勋，却是接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顿时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
“什么，蜀地已经有七八天没有输送粮草辎重过来了？王建为首的蜀军也依旧在太白山下毫无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