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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收买之。没错，说的就是那些来自倭国和新罗方面的商人；
相对于币值币种比较混乱，而让太平军发行地金银宝钱格外抢手和受欢迎的南晃、南海、天竺、大食等域外诸国，这两个国家的商人就表现的卢瑟的多了。自从恢复航路通商之后，几乎私底下就是蚂蚁搬家似的，把太平新钱当作了某种压舱的珍贵货物，给整船整船的运回去。
因为，这两个国家在钱币上的铸造技术就是一泡污烂著称。以至于后世一直沿袭到了明清其间，还是要靠从大陆输入的中原钱币，来弥补国内的流通缺口。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一个中原政权做大之后必然要面对的长期性问题。
这就让的周淮安不得不召集会议，一遍加紧经济上的约束和防控手段，一边也把通过海路攻略新罗、倭国两地矿产的规划，进一步加大投入推进起来。位于半岛上的新罗姑且不说，要知道倭国列岛作为大陆板块碰撞的地质活跃带，最不缺少就是各种地址运动当中带出地面的富矿脉了。
其中除了几个靠近海边的金银大矿藏，已经确认需要占领之后直接开采和熔炼之外；其他内陆伴生的铜矿产出，完全可以通过与倭国的到岸贸易来获得。而新罗国虽然山多地少，素来一贫瘠苦寒称著，但是山区同样也是矿藏丰富，只是缺乏勘探和开采的手段而已。
光看新罗国内稍微殷实的人家，都喜欢弄一套铜餐具就知道了，其国内对于铜的产出应用甚至比铁器还多一些。眼下不过最大的问题还是无论是新罗还是倭国，相应的采矿冶炼基数实在是太落后了。
另一方面，周淮安既然都已经称王建制了，那也至少也要把这次机会给充分利用起来。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消息的传播，更多的新政令和后续的补充条款，也相继被乘热打铁式的推行了出来。但是其中的内容林林总总不一而论；最具有争议、也是在民间激起反响最强烈的，还是一部《太平女官铨选例制》的出台。
因为这不是简简单单的为内亭和后朝选拔女官的问题，而是将现有在太平大都督府体制内，承担各种职位和具体劳役的女性，重新做了一个相对细化的界定和规划；并且就此将其来源出身分为内廷和外朝两个不同的体系。
历朝历代早有先例的内廷女官体系就暂且不说了，更多涉及的是统治者的私家事务。但是对于外朝行政体系的中下层，已经普遍存在女性成员和岗位而言，却是给她们建立了一套比同男子的中上层迁转、晋身标准和待遇体系。
虽然已经考虑到整个时代的局限性和对于传统观念的冲击效果；这些晋升途径也限定于那些对于性别要求差别不大，不需要繁重体能而更偏向技巧专长的，诸如庶务管理医药防疫卫生宣教文书档牍曲艺园圃织造印染等，相对次要和辅助性质的部门。
但是相应的细则一出还是掀起了轩然大波，乃至形成了大都督府为首的上层普遍失声（因为他们已经有过共识和心理准备，相对于其他人也不会急着跳出来表态），然而在中层和下层的评价和议论，却是呈现一边倒的两级分化结果。
来自中下层那些激烈反对者，更多是与体制内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传统士人背景居多。一方面固然是觉得传统父系氏族沿袭下来的社会地位和传统尊严受到了挑战，但更多还是觉得自己的晋升仕途，受到了这些女官体系的竞争和挤压。因此以武周篡国所留下的女人天下为例，坚决不能在新朝开了这个先例。
而公开站出来的支持者并不多，主要是那些一直亦步亦趋紧跟太平军步调，刘安、王婆先为首的广府和关内背景的商人团体；他们同样使人在诸多酒楼茶肆的书场，和街头文抄上列举了妇好等传说人物，到前朝得名娘子关的平阳公主为例，鼓吹此事当有克复上古贤王三代之治的遗风云云。
而在底层民间的反应则是另一番模样，普通乡村里的大多数人还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只是当作了一个奇闻异见式笑谈。但是那些城邑中的百姓却用实际行动作出了反应，各种专门给女子开塾和启蒙的教材，还有可以作为教书先生的士人学子，居然开始出现洛阳纸贵式的抢手局面了。
而各地营田所和屯庄里的民户，虽然小范围惶然、迷惑和混乱、不忿、忧心忡忡者有之，但是在长期的集体生活和制度协作的熏陶之下，更多人还是表现出了某种意义上“大都督让做啥就做啥”“他老人家的道理肯定不会有错”“太平军做什么都是有深远好处的”的盲从和信心使然。
毕竟，他们之中也是最早实现和习惯了让女性出来工作的日常所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淮安根本就不需要传统社会上普遍的舆论支持；只要这些作为太平军基本盘的广大屯庄、工场、矿山及其所属的亲眷子女，能够庞大人口基数中提供相应足够比例的女性，作为女员、女官的培训和补充来源就足矣。
但是周淮安就偏偏要把这项内容放出来，无非就是让人有个持久的热门话题，好好吵一吵、辨一辩，而掩盖掉另外一些政策发布可能导致的社会震荡和反对风潮。毕竟，人都是最容易看到切身相关的眼钱利弊得失而已。其间就算有所杂音和非议，也很容易被淹没掉。
而就在这种纷纷扰扰的喧嚣当中，太平军的治下迎来了一个别具意味的新年佳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