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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工作的连续性也有了保障。
“我琢磨着，照这样做下去，用不了几年时间，这些人也能学会存钱的。”梁东明笑着评论说。
“如果真能让这些当地人学会存钱，你们可是功德无量啊。”冯啸辰感慨地说。
“是啊，如果我们能搞上这么十几年，二十几年，这个地方肯定会大变样的。”阮福根说。
冯啸辰看着阮福根，问：“怎么，老阮，事情有变化吗？”
冯啸辰这样问是不奇怪的，因为这是明摆着的事情。阮福根他们绕了这么多弯子，跟冯啸辰说他们租借土地的事，显然不会是吃饱了没事闲聊。他们说前几年租地种地收益不错，后一句话自然是要说现在情况有变了。冯啸辰有这个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绝非羞花闭月的小鲜肉，阮福根他们跑到坎代来，不是来追星的。
果然，阮福根叹了口气，说：“唉，我们辛辛苦苦把地开发出来，灌溉设施也搞了，农民也培养出来了，结果，人家不让我们租下去了。”
“为什么？”冯啸辰眉毛一皱，问道。
“有人竞争呗。”万官生说，“有人给戈斯内尔国政府开了更好的条件，要求把我们的地收回去给他种，所以我们就种不成了。”
“欧洲人？”冯啸辰问。
阮福根冷笑说：“就是咱们中国人。”
冯啸辰一下子严肃起来：“这是怎么回事，老阮，你把事情跟我说清楚。”
事情其实也很简单，阮福根他们在戈斯内尔租地的时候，关于到非洲办农场从事农业经营的效益还不明显，所以国内也没什么人来与他们竞争。这两年，办农场的企业和个人大多赚了钱，关于在非洲办农场能够一本万利的说法，在中国国内也逐渐流行起来，于是前往非洲租地的国人就越来越多了，与原来租地的这些人就形成了竞争关系。
戈斯内尔可开拓的荒地很多，但阮福根他们因为来得早，所以挑了交通、水源条件都不错的一片土地，而且经过两三年的开拓，土地也逐渐由生地变成了熟地，开发模式是现成的，比重新开垦荒地要强得多。
于是，有一家从国内来的公司便盯了阮福根他们的农场，并前来与农场的负责人协商，要求他们把土地转包给这家公司。转包这种事情，当然也是允许的，不过，无论是转包土地，还是转包工厂、商铺等，都有转包费用一说。比如我租了一个店面，一年50万租金。我经营了两年，形成了人气，你想从我手上转包，除了要承担这50万租金之外，还需要给我额外支付一笔转包费，这是行业里的惯例。
这家公司倒也答应支付转包费，但每亩只出10元钱，1万公顷土地也就是不到200万，这几乎就是在羞辱阮福根这些人了。要知道，仅凭阮福根的身家，在非洲呆几天的价值都不止200万，对方想用这样的转包费把他经营几年的土地拿走，不是痴心妄想吗？
阮福根等人安排在农场的管理人员不敢擅自做主，通过长途电话，把这件事汇报阮福根等人。几位老板闻听此事，都是勃然大怒，但考虑到农场是在国外，不宜多生事端，于是吩咐农场负责人不要与对方冲突，只是婉言拒绝即可。同样的事情如果搁在国内，阮福根他们不雇人去打对方的闷棍就已经算是很讲道理了。
谁曾想，对方在遭到拒绝之后，并未死心，而是联系上了戈斯内尔国的警察，开始找这几家农场的麻烦，想逼迫他们放弃租赁，把土地转包给这家公司。农场方面一开始还能应付，但随着对方的手段不断变本加厉，农场的负责人扛不住了，向国内求援，这才有了阮福根等人的非洲之行。
“这种事情，并不罕见啊。”听阮福根他们的叙述告一段落，杜晓远插话道。
“此话乍讲？”冯啸辰问。
杜晓远说：“我们各地的工业园区都出过类似的事情，有些国内的企业为了抢市场，拼命压价，或者贿赂当地官员，目的就是排挤同行。很多企业都说，他们不怕和外国企业竞争，不管是非洲本地的企业，还是西方国家的企业，他们都有足够的实力在竞争中取胜。他们唯独害怕的，就是和咱们中国自己的企业竞争，不管争赢争输，吃亏的都是咱们自己人。”
“这样的事情，你怎么从来没有跟我说起过？”冯啸辰把脸一沉，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