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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居无一椽之覆，食无一宿之储”或“毙于饥犹毙于水”。
于是，临近天朝政府控制区的灾民们开始成群结队南下，而更多留下来的，为了生存，酝酿起的却是一个又一个的大小民变。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张乐行、龚徳树指挥的游击纵队深入到了这些地区。
皖北会战刚一结束，经过补充、重新北渡淮河的鲁豫皖游击纵队在张乐行、龚徳树、任化邦、牛宏升、张宗禹等人的率领下，利用黄河改道后的地理优势，迅速于豫南、豫东、鲁西、鲁南开辟了四个游击区。
除去留下两个主力团捏在手里，作为纵队随时的机动打击力量之外，按照统一的部署，鲁豫皖游击纵队全部划分成了一个一个的小股工作队，少的数十、百十人，最多的不过二、三百人，充分利用起他们以前还散布在各地的一些捻子力量的影响，在其他红军各部小股武装工作队的协同之下，一头扎进各个乡村，开始翻江倒海。
各个工作队一面放手发动百姓抗捐抗粮，逼迫地主、豪绅进行减租减息，还给农民以应有的生存空间，组织百姓进行自救。一面随着形势，时聚时散，与起初还敢下乡催捐派粮的官兵，还有一个个顽固不化的土豪恶霸过意不去。
豫南、豫东、鲁西南的广大地区，几乎随处可见游击纵队以天朝政府名义颁发的种种告示、贴子。只要地主、财主放弃对佃户的恣意盘剥和非人的虐待，只要不纠集非法武装抗拒红军，天朝政府就不会跟你为难，保护你的合法财产，否则，寸草不留。
至于那些参加团练、乡勇的农民，游击纵队一样给予了再三的严正警告，“……无论是自愿还是被强迫加入反动团练，只要幡然悔过，天朝政府一概既往不久。如果有人还一味坚持，不及时退出一切与红军为敌的反动地主武装，不仅本人没有前途，天朝政府同样也不会保证你的家人能够在减租减息等爱民运动中受益。天朝政府向来是恩怨分明，说到做到，任何人都不要心存侥幸，脚踏两只船”。
别的部队都是在休整、扩编中壮大起来的，而鲁豫皖游击纵队的再次发展，却是靠一点一点的努力，靠自己硬打出来的。
时势造英雄，豫东和鲁西南大地上，诞生了两个被他们的敌人恶毒咒骂为“大、小阎王”的年轻游击英雄，任化邦、张宗禹。
在任化邦、张宗禹统带的鲁豫皖游击纵队两个主力团，“神出鬼没”、“快捷凶狠”的沉重打击下，满清的地方官府沮丧，恶霸地主土豪们被迫忍气吞声，而各地百姓纷纷集结在红军工作队的周围，尤其是在黄河泛滥中饱受其害，百姓无法生存的豫西和鲁西南，一个个的村庄开始逐渐演变为坚固的红色堡垒。
满清的官府收不上捐，征不到粮。没有钱粮就发不出饷，募集不到应有的兵员，更没有了大清军队的斗志。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开始的时候，自然还有官兵离开府州县城下乡试着清剿。
不过，兵马出去少了不行，立刻就成了过街的老鼠，工作队打，百姓们也打。出去的多了，又根本找不到红军工作队的身影儿。而一旦走累了，想停在某一地驻扎上几天，那就不行了，不但晚上睡不安稳不说，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扑来了“恶狼”一般凶狠的任化邦和张宗禹的骑兵队伍，简直就像从地底下突然冒出来的一样，咬上了就要掉好大的一块儿肉。
于是，一股股的清兵剩下的就只能是一路不敢停的烧杀抢掠。
天灾**，满清官兵的暴行，激发起的是更强烈的反抗。随着保家护园的越来越多的农民自卫武装出现，到了最后，各地官兵干脆只能是龟缩在府州县城里，形成了令“难出城池数里”的可怜境地。
这一点，就是连当时被发配到山东任巡抚的前军机大臣匡源，也看得清清楚楚。他不得不在给他的朝廷的奏报中唉叹，“东省所派兵勇追剿赤匪，然赤匪要么不敢停留，要么深藏于民。随兵勇赶至，其奸淫焚掳之恶，使得十室九空，民之恨兵，尤甚于恨匪。乡民宁肯附之于匪，甘心堕落……”
豫东及鲁西南地区成了是满清心目中的所谓“糜烂之地”。